末代皇帝溥仪第5集：家国两茫茫这个记录影片中的伪满孩子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龚自珍所说的“欲亡其国，先灭其史”论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古代史上阿拉伯人曾经对中国发动圣战
一，怛罗斯之战
公元654年，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大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入侵。在半个多世纪内，相继征服了我国唐朝所辖的中亚诸国及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公元709年，阿拉伯帝国驻伊拉克总督哈查智给其亲信卡西木与库泰拔下令：伊斯兰教东征的最后目的地将是中国，二人中谁先征服大唐帝国，谁就是未来的中国 总督。在这个强烈诱惑的鼓舞下，任阿拉伯驻呼罗珊总督的库泰拔，直接向东用兵，要与唐安西大都护的主力部队决一高下。公元715年，唐安西都护府1万大军 在拔贺那(今乌孜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下给前来进犯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东征军以迎头痛击，取得巨大胜利。可惜由于唐玄宗对阿拉伯入侵中亚的问题上采取了绥靖 态度，致使这次战果未能进一步扩大。就在当年，库泰拔的一支部队乘虚攻占了疏勒都督府(今喀什噶尔)，在今日新疆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了伊斯兰教的大旗。很 快，拥重兵在外的库泰拔因不服新登位的阿拉伯哈里发苏来曼而举兵谋反，结果失败被杀。不久，又在崛起于西域的吐蕃大军的攻击下，阿拉伯军队被迫西撤。
公元751年，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唐帝国为了保护四镇及安定安西地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汉兵两万,藩兵一万,长途奔袭七百余里,翻越帕米尔高原海拔 7224公尺的穆斯塔格山主动出击阿拉伯人。两军在恒逻斯城相遇。阿拉伯方面的主将是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阿布。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宗教战士四万人，加上被阿 拉伯控制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属国的兵力数万，总兵力当在十万至十二万之间。
唐军骑兵一般使用马槊，在近身肉搏时候则是用横刀，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唐样大刀”。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 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唐军步兵均用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如墙而进”，肉搏时候威力不 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 升。唐朝军队在武器上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成熟的弩，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 步（300 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
马匹方面阿拉伯人占了绝对的优势，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这是唐军所不能相比的。
靠着步兵的强弓硬弩，高仙芝曾经占有很大的优势，中国骑兵一度完全压制了阿拉伯骑兵，但是由于阿拉伯联军数量极多，高仙芝无法取得最后的胜 利。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中国军队战斗到傍晚之后，葛逻禄藩兵突然叛变，他们从背后包围了中国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而阿拉伯联军乘中 国军队由于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中国军队的中心，于是高仙芝终于溃败，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在 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但是在副将李嗣业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段秀实和李嗣业保着高仙芝撤离了战场。由于对中国军队在怛 罗斯战役中表现的惊人的战斗力印象深刻，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
怛罗斯一役对整个唐帝国的影响却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明显，虽然此役导致葱岭以外诸国相续叛唐，依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但整个唐帝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二、于阗“圣战”
公元915年的一个深夜，索图克带领自己的穆斯林亲军，在喀什噶尔的皇宫内进行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杀死了他的叔叔，不信伊斯兰教的大汗奥古勒恰克，一 举夺回了喀喇汗大汗之位。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他死后被安葬在阿图什。苏丹索图克麻扎（陵墓）至今还被新疆穆斯林们视为宗教 “圣地”。
从此，喀喇汗国靠武力开始对本境和邻近地区推行伊斯兰化。
当时的于阗国(都城今和田县境)国王李圣天,有汉族血统回鹘人（称有回鹘血统汉族人似乎更合适），祖上曾娶唐宗室女,所以其一直自称宗属,称中原为舅家, 于阗国以佛教为国教。作为一个在汉文化下孕育并成长起来的西域人，李圣天忠诚的奉大宋政府为中央政府，穿汉服，行汉制，遭到了伊斯兰的仇视，喀喇汗的几次 大规模入侵，都遭到了他有力的抵抗，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依靠对佛教信仰的忠诚和敦煌归义军的支援，他勇敢的率领西域各族人民抗击喀喇汗的“伊斯兰圣 战”。
李圣天曾派人告诉当时的阿拉伯呼罗珊总督说:“你们敢加害于我们的任何一人,我就要聚歼所有穆斯林团体”
公元917年，于阗国不堪穆斯林的屠杀，大军直逼喀什噶尔城下报复。在喀什噶尔南70余公里的英吉沙一线，双方血战7天7夜，于阗军获胜。此后，这两大政权之间的战争消沉了好些年。
公元955年，索图克的长子巴依塔什继位。靠武力继续推行伊斯兰化，伊斯兰教被正式定为国教。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国，就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为国际伊斯兰教界所正式承认。喀喇汗就成为我国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地方政权。
喀喇汗对本境和邻近地区的异教徒不断采取野蛮的军事进攻。圣战者们高唱：
我们像急流奔驰，
我们出观在城中；
我们毁坏佛寺，
我们在佛像头上撤尿。
进行“伊斯兰圣战”。
从公元963年开始，于阗政权就开始发动了针对喀喇汗的军事报复，双方相持不下。969年7月间，于阗又发大兵进攻喀喇汗，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971年 (宋太祖开宝四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名叫吉祥的僧侣，将战利品－－－－－一头大象献给了宋太祖。这事在《宋史》里有专门记载。
公元998年，于阗大军于再度兵临喀什噶尔。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同时策反了喀什噶尔一带潜伏的势力里应外合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又一次占领 了喀喇汗的王都。喀喇汗王阿里· 阿尔斯兰在中亚撒马尔罕闻报后，立即火速率军东救。喀什噶尔城下一战，于阗军被迫撤退，困守喀什噶尔城之南的艾斯克萨城堡，经过长达5个月的攻守战，于阗 军队突围杀回于阗。
公元998年，于阗政权发动了对喀喇汗攻势最凶猛的一次进攻。当阿里·阿尔斯兰得知于阗军再次兴兵而来，他挥师南下，两军再次对垒于英吉沙。第一回合，阿 里的四叔侯赛因战死沙场。第二战，阿里的二叔艾山又重伤毙命。第三次猛攻。喀喇汗的这位最高统帅与自己的姐姐艾丽努尔同时被斩，他的尸体被于阗军队抛弃， 而头颅被带到喀什噶尔悬挂于艾斯克萨城堡墙头。伊斯兰士兵全军覆没。
（阿里．阿尔斯兰的死，为喀什噶尔留下了三处“圣战”遗迹，今天，依然是喀什噶尔穆斯林每逢年节必去朝拜的“圣地”。
第一处，即艾斯克萨城遗址。 在今喀什市郊东南部的艾斯克萨村。
第二处古迹是奥达木麻扎。位于今喀什市东南约50公里处的疏勒县与英吉沙县交界处的阿拉甫流沙地带；是公元991年与998年于阗与喀喇汗两次血 战的杀场。作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初期传播的“圣战”纪念地，引得当地与外地穆斯林世代争相朝拜。奥达木麻扎朝拜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祷告真主让当年战死于此地 的阿里阿尔斯兰头首重合，并祈求当年的“圣战”英灵们为自己消灾求福。
第三处遗迹，便是阿尔斯兰墓。
该墓坐落在市区东南部吐曼河东岸的高埠之上）
公元998年的英吉沙大战，几乎使喀喇汗毁于一旦。阿尔斯兰堂侄卡德尔在公元999年，派出使节，向中亚伊斯兰世界求援。由麦达音(即布哈拉)的 4位著名伊玛木(伊斯兰教首领)率领的穆斯林东征军，以及从巴格达、伽色尼(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花刺子模(在中亚乌孜别克斯坦)等地招募的士兵纷纷加 入了进军喀什噶尔征讨中国异教徒的行列。这支号称14万的伊斯兰星月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杀逼喀什噶尔城下，气焰十分嚣张。于阗两万汉人及各族军队主动放弃 喀什噶尔向南撤退，诱敌深入。卡德尔以为有机可乘，穷追不舍。 结果在李圣天神出鬼没的数次出击后，接连损失了来自巴格达的将军加拉里丁与花刺子模的将军卡西姆，但他们依然冒险前进。
公元 1000年11月11日，战线转移到今策勒县南部山地的波斯坦乡（殉教者岭，时至今天新疆还保留着此战场遗址，每年都有数千新疆回教教徒前来拜祭）。伊斯 兰星月军进入了于阗军队伏击圈，喀喇汗大军在军情不明的情况下竟然还全体做起了礼拜。于阗军队当然毫不犹豫如猛虎扑食般冲下山来，打得喀喇汗军一败涂地。 阿拉伯人叹息说“圣战者象雪崩一样被杀死”。这一场鏖战，伊斯兰星月军全军覆没，来自麦达音的4位伊玛木全部丧生，至今在波斯坦乡还能看到“四伊玛木麻扎 ”。卡德尔败北而归。这一年多的“圣战”，使喀什噶尔到于阗的千里大道两旁，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穆斯林的“圣战”之墓，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公元1006年，经过相当的休整恢复，卡德尔再发大兵进击于阗政权。在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后，于阗王战败身亡。随着于阗地区的被征服，整个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佛教势力开始宣告消亡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语阳性名词为Arabi，阴性名词为Arabiyah，复数为Arab。
阿拉伯人是以阿拉伯语为民族语言的民族。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广为传播以前，阿拉伯人系指阿拉伯半岛上以游牧为生的闪米特(Semitic)居民。近代则包括从非洲大西洋海岸的茅利塔尼亚到伊朗西南的沼泽地带操阿拉伯语的诸民族，其范围包括北非马格里布(Maghreb)全部，阿拉伯半岛以及中东等广大地区。
由于有相当大的地区变异，该民族有各种不同的体型，无法以刻板模式画分。阿拉伯半岛上的早期阿拉伯人，主要是在荒漠上放牧绵羊、山羊和骆驼的游牧民族。定居的阿拉伯人则在绿洲上种枣、椰和谷物。绿洲也成为商队们从阿拉伯南部和非洲之角向文明的北方运送香料、象牙和黄金的贸易中心。迄今，沙漠游牧部落与市民及农民之间的区别在阿拉伯世界中仍普遍存在。 那时候的阿拉伯人信仰原始宗教，南方阿拉伯人主要崇拜日月星辰，北方阿拉伯人则将泉水，岩石和植物等物体作为神灵加以崇拜。当时的阿拉伯人仍处于氏族社会的阶段，由于贫瘠的沙漠可以供养的人十分有限，阿拉伯人开始向外迁移，但是当时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又对阿拉伯人入境进行控制，造成了阿拉伯半岛内部相对的人口过剩，使得半岛内部的阿拉伯人征战不断，血亲复仇盛行。
回族佛教评：现今的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是说阿拉伯语的世界，而不是原始的阿拉伯半岛上闪米特人。这个道理就像殖民地统治下的印度人，虽然也说英语，但印度人不是英国人。现在说中亚、西亚的人是阿拉伯人实际是个误解，这个误解就像西方人把中国人说成是蒙古人一样。巧合的是，曾经靠野蛮侵略占领多个国家的蒙古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非常相似，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没文化、直到今天还是同样的贫穷和落后。
ALI SINA ：（一位伊朗学者，生于穆斯林家庭，已宣告脱离伊斯兰教）
“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这是我们那些为了保持政治正确的政治家们所一直告诉我们的。但是保持政治正确未必就意味是真正正确的。事实是伊斯兰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它是一个鼓吹仇恨，恐惧和战争的宗教。
一经对《古兰经》与《圣训》彻底地研究您就会发现伊斯兰的原貌与那些不诚实的穆斯林宣传家所呈现的是截然不同，而这也是众多穆斯林所不知晓的。伊斯兰正如《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之史传与训话）里所教授的，是一个主张非宽容，非平等，暴力，歧视，迷信，狂热和愚忠的宗教。伊斯兰提倡对异教徒的杀戮，践踏少数族群和女性等人权。伊斯兰通过圣战以杀戮不信道者和异议族群来进行扩张。伊斯兰最大的死罪是叛离本教。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故原教旨主义与真正的伊斯兰是一体的。伊斯兰，意思是“完全臣服”，要求教徒们把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臣服于穆罕默德和他所幻想的安拉，一个卑视理性，民主，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神明。
我之所以拒绝伊斯兰是因为 A）穆罕默德缺乏道德与忍德 B）《古兰经》的荒唐经文。穆罕默德本人生活绝非圣贤。他贪求性欲，他与女奴婢们的性关系，他五十三岁时与一个年仅九岁叫AISHA的女童发生关系，他的嗜杀，他对犹太族的种族屠杀，他制造奴隶以及贩卖奴隶，他对政敌进行暗杀，他对来往商队的抢劫，他对农园林的破坏，他对水井的破坏，他对敌人发恶毒的诅咒，他在战争俘虏身上的报复以及他对妻妾们的性幻想。这些行为已足见他枉称为人，更何况是神的使者。
B）毫不偏颇地对《古兰经》进行研究，你能发现那远非‘奇书‘，那简直是一本欺世之书。一旦用理智思考严谨地审度《古兰经》，几乎里面所有的经句都是错误的。《古兰经》充满了非科学性之胡说，历史错误，数学错误，荒诞逻辑和语病。试问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宇宙之神，能这样无知吗？
请认真地阅读《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原始历史，不是今天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伊斯兰辩护者所写的历史，而是真正早期历史学家所记载的原史。去读Al Waqidi，Ibn Ishaq和Al Tabari的书。去读一读《圣训》你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们有超过十亿的人口，盲目地追随着一个疯子，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怪不得伊斯兰世界沉陷在穷困潦倒，痛苦和可怜的愚昧当中。我们的祖先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而我们的祖辈父辈们没有机会质疑它。但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了，难道这不是一次让我们深入了解，或至少知道到底我们在信仰些什么的时候吗？
上面的是伊朗学者的觉醒，下面的是中国回族人的觉醒！
历史上亚洲中、西部是很多宗教的发源地，先后涌现了拜火教、犹太教、拜星教、拜月教、太阳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等等，伊斯兰教就是继这些宗教后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建，后把原安放在麦加神殿上一块长约三十公分的陨石供信徒朝拜。“穆斯林”意为“顺从者”，即伊斯兰教教徒。伊斯兰教经过各种争斗在亚洲西部的部分阿拉伯人中传播开来后，又以战争的方式把触角伸向了东方的古波斯、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戊地、史国等昭武九姓各小邦和吐厥各部落，这些小国和部落所处就是后来的回回国花拉子模区域，即今日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所处区域。当时这些地带的国家和民众的信仰主要是拜火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佛教、犹太教等，阿拉伯军队入侵后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推行伊斯兰教，并实行各种压迫制度。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统治阶层，改信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称为“马瓦里”）和阿拉伯人订立顺服契约，保持自己原有信仰的非穆斯林（称为“迪米”）以及大量的奴隶，构成被统治群体。波斯人被与驴和狗相提并论，毫无尊严。如果一个骑马的波斯人见到步行的阿拉伯人，他必须立即下马，把马让给阿拉伯人骑。在许多场合，波斯人不得与阿拉伯人并肩而立或并排行走。随后其他相继被阿拉伯侵略的诸回回国属地居民遭遇也基本类似。阿拉伯人对于高度发达的波斯和亚细亚文化采取了完全毁灭的破坏性态度。无数精致的金银珠宝和艺术珍品被销毁熔化，铸造成钱币。很多壮丽的宫殿和城市被毁为瓦砾和废墟。通行于波斯帝国和部分中亚国家的波斯语被禁用，代之以阿拉伯语。以残暴著称的总督哈查只屠杀了成千上万名坚持使用巴列维语的波斯人，并折磨那些颂扬波斯文化的人，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和文化成就都被划到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名下，成为了伊斯兰教的文明。因此，在这期间有很多波斯和中亚各族人东来进入大唐，是比较早期的回族先民，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建立了大量的景教和拜火教等寺庙，围寺而居，以经营酒店餐饮业为主，形成较早时期的回坊。
回族佛教评：正如曾经的伊朗穆斯林ALI SINA 所说，我们的祖先被强迫改信了伊斯兰教而我们的父辈们没有机会质疑它。由此可见现在说阿拉伯语的西亚、中亚人和靠侵略推广教义的阿拉伯穆斯林绝非同族同类人。被伊斯兰教控制欺骗了这么多年的西亚中亚人真是可悲、可怜、可叹！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有了像ALI SINA 一样的人，来告诉自己的祖先到底信啥！来告诉自己的同胞伊斯兰教义到底讲啥！日本鬼子控制中国很久，觉悟的中国人不断的反抗，可那些虽然是中国人，却做日寇的走狗奸细，漠视同胞被日寇烧杀抢掠，不仅摇头摇头摆尾的讨好侵略者，而且还信日本鬼子那套大东亚共荣的谎言。觉悟的同胞，告诉那些奸细走狗，不要信日寇那套，可这些走狗汉奸及其后代就是不信，还说日寇给他的好处很多。今天的伊朗学者ALI SINA 告诉穆斯林不要信侵略者宗教，这和当年觉悟的中国人告诉走狗奸细不要信日本鬼子那套是一样的，不信ALI SINA话的穆斯林，等同奸细走狗。顺便说一句，我对认贼作父一词体会更深了。
最早的回族祖先被阿拉伯穆斯林大军侵略得失去了祖国！跑到了大唐。那些没跑的，被阿拉伯穆斯林强迫信仰了伊斯兰教！不然杀头的！日本鬼子是推行大东亚共荣政策，不同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大军所到之处推行伊斯兰教。不信就杀头！没有骨气的中亚、西亚人只有稀里糊涂的信了！不仅如此，连语言都说阿拉伯语啦！这和日寇当年强迫中国人学日语是多么相似啊！直至今天，无知识的还误解西亚、中亚人也是阿拉伯半岛闪族人呢？哪象中华好儿女啊！打败了日寇的侵略！不然做了亡国奴后代们还以为是日本的种！亡国奴即是连本民族的文化都没有了！悲哀啊！
现在的某些穆斯林缺少的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认不清自己祖先的祖国曾经被阿拉伯大军侵略过、蹂躏过，霸占过！这就如同被日本鬼子日了，还信日本鬼子那一套大东亚共荣的理论！
中亚、西亚人的祖先在阿拉伯大军强迫信仰伊斯兰教之前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没骨气的后代们却淡忘了历史耻辱的一幕！悲哀啊！认贼作父久了，不知亲爹娘了！
回族佛教声明：

回族有信佛的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你要不满意去申请伊斯兰族我不反对！
当初伊斯兰教就是靠武力强迫信仰的，靠侵略西亚、回族的祖先就是被强迫信仰的，这是历史事实！ 连地道的阿拉伯子孙郑和都信了佛教。这些都有历史证据。
请外教不要干涉信仰自由！自取其辱！
西域中亚各国（回族祖先）是这样被强迫信仰的？
阿拉伯帝国东边中亚及部分印度的广大疆域的开拓主要是这几个将军的“功劳”，公元699年时，穆罕莱卜及其儿子哈比卜进攻并占领了部分中亚地区，并大肆破坏当地佛教佛寺推广伊斯兰教，不久哈比卜在木鹿被打死，穆罕莱卜便撤兵返还木鹿，不久暴病而死。
705年老哈里发去世，韦立德即位新哈里发，继续东侵进行宗教战争，哈查吉推荐古太白做主将，因而古太白为中亚总司令，古太白是个军事家，他在攻占了中亚河中各国，并对当地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催毁，并将当地佛寺原址兴建清真寺，他本人是个狂热的穆斯林，后来曾亲手捣毁佛像，不久714年哈查吉病死，古太白失去靠山，715年哈里发韦立德也突患急病暴死，古太白也突被部将杀死，英年早逝！但中亚的广大地域几乎都是他打下来的！
嘎西姆是哈查吉的侄子，得哈查吉推荐进攻富饶的印度，是一代奇将，713年他率兵进攻印度邦国，占领信地一带佛教胜地和部份旁遮普，在当地进行伊斯兰化催毁佛教，正当他意气奋发准备继续侵略时，哈查吉病死，不久他也被排济撤换，不久英年暴毙！在印度的地盘主要还是他打下来的。
750年左右，阿拉伯发生内乱，兴起一百多年的白衣大食灭亡，黑衣大食建立！大搞扩张宗教战争的白衣大食哈里发及后代们竟被屠杀干净，几代哈里发的尸骨也被从坟墓中拽出焚骨扬灰。革命英雄阿布－穆斯林功劳最大，公元751年 阿拉伯应石国之邀准备联兵进攻唐朝，被唐将高仙芝侦之，高仙芝便率兵3万翻过帕米尔高原主动进攻，阿布－穆斯林率中亚各国联军共17万在坦逻斯迎战唐军，激战三日、阿军不支便收买唐军胡部叛变、夹攻唐军，唐军因而惨败，阿拉伯军损失巨大不敢过度追击，此战后中亚各国完全伊斯兰化，阿布－穆斯林将所巩固占领地域的佛教进行催毁无遗，不久阿布－穆斯林却由于功高震主竟被哈里发诱杀，全家被灭……
佛为天帝师，当年佛陀在世时，几位天帝（帝释天、梵天帝……）竟多次带领诸天神在虚空显形，并服持佛陀左右，国王百姓皆因此归依我佛者无量无数，谁敢毁佛，必得上天重罚，佛陀圆寂回归光明法身时天下震动、众生不安，诸国王百姓痛苦流涕，这些岂是平庸痴人所能理解？！圆寂后的八万四千颗舍利被诸国王争相取回供养礼拜，万法之中、唯佛法为第一、岂能有虚！！
谨以此功德回向文中所述破佛灭佛诸众生，亦回向一切谤佛毁佛之众生，消除罪业，信受佛法，最终往生极乐世界。
往昔由无智慧力 所造极恶五无间
诵此普贤大愿王 一念速疾皆消灭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回族佛教评：
在公元699年之前，来中国经商、传教的回回先辈多是佛教徒、拜火教徒等。那时YSL还不成气候。历史记载达摩祖师即是西域波斯回回。碧眼胡。这些回回先辈们是回族最早的祖先。
公元699年后，是回族先辈们噩运的开始。阿拉伯大军自现在的伊朗开始向东侵略回族先辈们的家园。回回先辈们大多信佛，拜火教等。从此饱尝阿拉伯人的欺辱。随着阿拉伯大军侵略深入公元715年后整个中亚地区基本被ysl化。这期间不堪生活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回回先辈们逃到大唐是中国回回第二代的先祖。现今被塔利班摧毁的巴米扬大佛见证了回回先辈本信佛的血泪史。没逃走的回回先辈们在阿拉伯大军的淫威下被迫信仰了ysl教。当然大多不真信。转瞬间又几百年，阿拉伯人宗教强迫制度，令做了亡国奴的回回后代们淡忘了屈辱的历史。蒙古大军的又一次侵略，令这些回回后代们再一次来到了中国，不知历史真相的回回后代们传播着侵略者的宗教，这时期的回回是中国回回的第三代先祖。前者回回多抵触仇恨ysl教，知道真相故；后者回回由于不知真相，故稀里糊涂的被心甘情愿做“二皇军”的神职人员所欺骗。这些神职人员大多被利益驱使罢了。时至今日，大多如此。有多少回回真正了解ysl教呢？更别说回回真实的历史啦。
第一代、第二代回回先辈的子孙后代多融合在中华儒佛文化的怀抱里，成了真正的中国回族人；第三代回回先辈的子孙在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学者、神职人员的掩盖欺骗下，多迷失了本性。正如吉鸿昌所说：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多保教不保国。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科学.探索频道（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每天北京时间21：25准时播出）张家口市与中央十套联合拍摄的4集电视专题片《抗日同盟军》4月4日至4月7日（在5月份在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中午11；25重播过）在央视第十套《探索发现》节目播出。其中第二集《还我河山》：4月5日晚21：25首播，次日上午9：48，下午16：35重播。吉鸿昌率部收复多伦后,在清真寺对回民讲:“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这个是记者通过采访当地的清真大寺的阿訇，回忆吉鸿昌将军时说的。
请大家参照历史，看是这么回事不？
回族佛教一锤定音论回族形成：
回汉本同源。同一土地生。同喝中华水。同是一祖先。
回族先辈1：汉族先辈娶了维族的、吐蕃的、蒙古的等。如：今新疆古高昌国人。居多。本地故。
回族先辈2：来中国的西亚中亚人娶了中国的女人或嫁给中国的男人。居少。客商故。
回族先辈3:中国的男人或女人再娶再嫁回族先辈1、回族先辈2中的后代。如此循环不息。居多。变成本地故。
回族先辈1、回族先辈2、回族先辈3和汉族先辈，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先辈。如此繁衍不息。即是今天的回族和汉族。其中保留西域及外来文化传统多一些的即是回族；少一些的即是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也是如此。可见回汉本同源。同一土地生。同喝中华水。同是一祖先。哈哈这就是回族佛教的逻辑。
为了信仰某教，就争先恐后的认某些中亚人、西亚人为祖先。我就感到某教真恬不知耻。因为99%不是。这些最初来到中国的哪个不学汉俗？说句不好听的，这些人就算娶了中国的女人，生下的后代岂不是和中国人杂交的吗？一入大海早就融合成中国人啦。你的根是中国故。你的形是中国故。打个比方：你现在娶个美国人，只要后代子孙还在中国，再过一千年，你的后代早已融入了中华大海。这样的逻辑穆斯林居然没有。所谓回族，只不过是保留外来文化多一点罢了。90%还是中华儒佛文化。想想吧。儒佛文化渗透在每一个角落包括你所信的侵略者的宗教。
保留一些有益外来文化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保留毒害人的思想，更不能成为某教的奴隶。为了信仰某教近亲结婚现象太严重。这点科学道理居然不知。走访宁夏一些地区还有娶几个老婆和未成年少女出嫁的现象。公然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究其根本某教毒害故。信仰是你的自由，但希望你不要违背国家法律。
我是回族我信佛。回族元信佛故。

附：
导致佛法在印度隐没的内外两方面原因：
公元800年左右，商羯罗吸取了佛教在组织和思想上的优点，对旧婆罗门教进行了改造，使这个古老的宗教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最终成为现在印度人民普遍信仰的印度教。
到11世纪波罗王朝末期和继起的斯那王朝时期，佛教上师们星散避难，多经历尼泊尔、迦湿弥罗等地来到西藏。最后斯那朝王室也改变了信仰，佛寺学府先后被毁，留存的僧人寥寥无几。十二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开始入主印度大陆，更是对佛教发动灭亡性的打击。少数残余的僧侣们携带经籍逃往尼泊尔等地。尽管婆罗门教也受到同样的打击，但是后来以灵活但深入人心的方式重新以印度教面貌重新在印度发展起来。 而佛教却没有东山再起，于是佛教残余不久便绝迹于印度本土。
可以说，伊斯兰教是踩着佛教的尸体进入印度的，远在公元11世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印度，当时印度分裂成许多小国，和中国的战国时代一样，长期的混战消耗了彼此的国力，百姓苦不堪言。突厥人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以最短的时间消灭了大部分印度小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他们通过武力来传播伊斯兰教，烧杀抢掠，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强迫他们接受“先知的洗礼”。印度教经过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形成了一种妥协的关系，但斗争也从未停止过，电影〈贫民窑里的百万富翁〉，男主角的母亲就是死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冲突。而佛教文化是无争的，他们被伊斯兰教大量屠杀，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剩下为数不多的人，只能远走他乡，以至于佛教最终在印度消亡。如今的印度，有80%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有15%左右的人信仰伊斯兰教，有3%左右的人信仰基督教，信仰佛教的人几乎没有。当然现在印度佛教已经复兴有几千万佛教徒、
回族佛教评：
把佛教教义融合到外道理论中是导致佛法隐没的内因！故佛言：夹外道义讲相似佛法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佛经中的任何一句话外道都可以盗取，能分辨啥是佛法？啥是外道的？唯有善根成熟的佛子能堪受。因这些佛子勇猛精进故。发菩提心故。夹着外道义的相似佛法生，佛教的真义也就隐没了。剩下的一些小乘佛教徒，自私自利，不解大乘护持佛法的真义，以致面对外道魔徒的破坏侵略而无能为。这就好比西游记中的唐僧即是不知大乘的佛教徒，面对妖怪不分真假，若没有大乘根器的孙悟空护持，还谈啥取回大乘佛法。大乘根器的孙悟空火眼金睛知好赖明是非，具备降妖除魔的手段，这才是我大乘佛教徒的本色！善哉我大乘佛教！

萨都拉《伤思曲哀燕将军》诗云：“宫棉袍，毡帐高，将军夜酌凉葡萄。葡萄力重醉不醒，美人犹在珊瑚枕。”

根据无名氏《录鬼簿续编》和夏庭芝《青楼集》的记载，元代涉足戏剧创作、表演的回回人计有丁野夫、米里哈、金文石三人。
丁野夫（约1300—约1368），祖先西域人，曾入回回国子监（西监生），因喜爱钱塘山水，定居仁和（今杭州）梅村，遂为仁和人。他是一位勤奋而多才多艺的回族作家。善诗，有诗集《梅村卷》①；善散曲，《录鬼簿续编》小传云：“套数、小令极多，隐语亦佳，驰名寰海。”^［1］(103) 可惜诗与散曲均已散佚。擅长山水、人物画，“画山水人物，学马远、夏珪，笔法颇类”②。所作戏曲《俊憨子》、《清风领》（写画清风领）、《双鸾棲凤》（碧梧堂双鸾棲凤）、《赏西湖》（月夜赏西湖）、《淛江亭》（游赏淛江亭）5种，全都失传。现在无从知晓这五部杂剧的内容和艺术成就，但从《录鬼簿续编》作者对其“弛名寰海”的评价来看，这五部杂剧在元末应是广泛传播且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元代见于记载的最著名的回族演员是杂剧女演员米里哈，《青楼集》云：“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虽不扬，而专工贴旦杂剧。余曾识之，名不虚得也。”^［2］(192)米里哈生平不详，与作者相识，当为元末至正前后人。贴旦，是传统戏曲角色行当旦行中的一支，指正旦之外补充一旦的意思。这里对米里哈的角色行当记载疑有误，应为“花旦”。理由有三：《说集》本、《说郛》本、《说海》本均作“花旦”；按元杂剧通例，正旦之外，其他旦行外脚一般不唱，“歌喉清宛，妙入神品”不应用来形容基本不唱的角色；据《说集》本“喜温柔”条记载，喜温柔经“回回旦色末（米）里哈传授其妙”，而喜温柔“善化（花）旦杂剧，弛名淮、浙”^［2］(192)，徒弟擅长花旦而师父专工贴旦，于情理不通。
      出身贵族的回回人金文石在杂剧演唱方面也有很高造诣。据《录鬼簿续编》记载：“金文石，元素之子也。至正间，与弟武石俱父荫补国子生。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幼年从名姬顺时秀歌唱，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节奏抑扬或过之。及作乐府、名公大夫、伶伦等辈，举皆叹服。”^［1］(108)顺时秀，姓郭，字芳卿，一字顺卿，是元中期著名杂剧演员，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戏路宽广，在教坊演员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刘时中待制，尝以‘金簧玉管，凤吟鸾鸣’拟其声韵。”^{［2］（102）}曾经为元文宗表演歌舞，“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遏云妙响发朱唇，不让开元许有新。绣陛花惊飘艳雪，文梁风动委芳尘”^［2］(103)。金文石的歌唱技巧在节奏抑扬方面能超过顺时秀，可见其歌唱水平的不同凡响。
      朱权《太和正音谱·知音善歌者》中记有“若游云之飞太空，上下无碍，悠悠扬扬，出其自然，使人听之可以顿释烦闷，和悦性情，通畅血气”^［1］(157)的一流演唱者36人，其中有色目人九敬之，虽不能确定为回回演员，但依据当时色目人多指西域回回人的概念，九敬之为回回人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来自西域的回回人积极投身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并取得了相当成就，一方面展现了他们能歌善舞的民族特征。元代随蒙古军大批南下的回回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音乐、舞蹈艺术，《辍耕录》卷28“乐曲”条记载的“回回曲”中有〔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名目；元无名氏《牧羊记》第三出《过堤》有〔回回曲〕，第十八出《望乡》有〔回回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册十“附录”所引《牧羊记》曲文，有〔回回舞〕；元吴昌龄《西天取经》小回回上场唱〔回回曲〕；另一方面说明元代杂剧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与借鉴、吸收包括回回歌舞在内的其他民族的艺术经验不无关系，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兼融性的艺术门类才有可能登上艺术的顶峰。
汉族作家也创作表现回回人生活及宗教信仰的杂剧作品。于伯渊，平阳人，元前期杂剧作家，生平不详。《录鬼簿》记其创作剧目有6种，其中的《鬼风月》（关西驿刺借通传丁香回回鬼风月）当是反映回回人故事的作品，惜已失传。吴昌龄，西京（山西大同）人，生平事迹不详，《录鬼簿》列其为“前辈才人”，当为元前期杂剧作家。他见于著录的创作剧目有11种，其中与回回有关的3种：《西天取经》（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赏黄花》（浪子回回赏黄花）、《探狐洞》（老回回探狐洞），被誉为“回回戏专家”，除《西天取经》存残曲两折外，其他两部均散佚。《西天取经》的残折出现回回人物“小回回”并演唱〔回回曲〕，说明该剧涉及回回人活动，另从剧名“老回回东楼叫佛”可推测此剧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据南宋遗民郑思肖《心史》记载：“又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

回族佛教评：无论是画画还是音乐都是伊斯兰教教义所禁止的。可以看出元朝来中国的回回人并不全信伊斯兰教，同时也能体现回族文化绝不是单一的伊斯兰文化所能诠释的！

蒙古西征，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地区。随从西征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阿母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今属乌兹别克）等地经常喝到葡萄酒，如“花开杷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把榄仁”；“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和卷六）。因此，在蒙古宫廷中，便有来自中亚的葡萄酒，并得到了贵族的青睐。

葡萄牙人加宾尼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委托，出使蒙古，公元1246年，他在定宗贵由的金帐里，也饮到过葡萄酒。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当时江淮以南并无此物。所谓“回回国”，指的是原来在河中地区的花刺子模等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忽必烈率大军入主中原，建都北京，就向京城内外的酒家索取葡萄酒。据《元典章》所载：“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白英十分取一。”可以看出，元初北京酒户就已经大量生产葡萄酒。

元代中期宫廷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记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西番”泛指西部各民族聚居地区，难以确定其准确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扬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名列江南同类之首。如“扬州酒美天下无，小糟夜走蒲萄珠。金盘露滑碎白玉，银瓮水暖浮其酥。”（萨都拉《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

进入元代，葡萄酒与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南宋小皇帝一行到大都，忽必烈连续设宴款待，“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上都大宴会，“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萨都刺《上京杂咏》，《雁门集》卷六）

葡萄酒还在民间公开发售。据《元典章》记载，大都地区“自戊午年至至元五年，每葡萄酒一十斤数勾抽分一斤”；“乃至六年、七年，定立课额，葡萄酒浆止是三十分取一。“戊午年”是蒙哥汗八年，即公元1258年；至元五年是公元1268年，也就是说，至迟在戊午年起，葡萄酒已在大都民间公开发售。大都地区出产葡萄，民间发售的葡萄酒，很有可能是本地产的。有元一代，葡萄酒深入千家万户之中，成为人们设宴聚会、迎宾馈礼以及日常品饮中不可缺置的饮料。许有壬《和明初蒲萄酒韵》诗云：“汉家西域一朝开，万斛珠玑作酒材。真味不知辞曲蘖，历年无败冠尊。殊方尤物宜充赋，何处春江更泼醅。”程端礼《代诸生寿王岂岩》诗云：“千觥酒馨葡萄绿，万朵灯敷菡萏红。”萨都拉《伤思曲哀燕将军》诗云：“宫棉袍，毡帐高，将军夜酌凉葡萄。葡萄力重醉不醒，美人犹在珊瑚枕。”这些诗咏，把元人崇尚葡萄酒的历史景象生动地描绘出来。

注：萨都剌，或译为萨都拉，字天锡，号直斋，为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张泽洪博士在2003年第3期《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题为《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的文章，介绍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元代萨都剌《雁门集》中保存有数十首涉道诗，是萨都剌寻访江南道教的历史记录。萨都剌作为东来的回回人，注意了解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他足迹遍及江南道教名山宫观，与道门人士结为方外之友，这反映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中，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蒙古学通讯》第二十期）

元史》卷123称“阿刺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⑥八瓦耳在《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瓦儿的，在今外里海铁路卡阿赫卡站附近。⑦故文中的回鹘绝非畏兀儿而是回回。《元史》卷151《张拔都传》，“从近臣汉都虎西征回纥、河西诸藩。”这里的回纥实指花剌子模，西征之事在《元史》卷122《昔儿吉思传》中则作“幼从太祖征回回、河西诸国”。⑧至于元人文集中混用这些术语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上承金宋，下至元末，可以说涉及整个有元一代。较早的记载如王恽《秋涧集》卷81《中堂事记》：“中统二年五月七日，是日，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此处地处亚北极地带的发郎疑指

《诸蕃志》卷上则记云：

民食专仰米谷，好嗜细面蒸羊。贫者食鱼菜，果实皆甜无酸。取葡萄汁为酒，或用糖煮香药为思酥酒，又用蜜和香药作眉思打华酒，其酒大暖。

杜环《经行记》所述最详：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载《通典》卷193)

杜环于唐与大食的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俘，在大食生活多年。《经行记》中所述，皆为亲身见闻，非如他书之转录传闻，故可信度较高，记述亦较准确。其中如女人戴面纱之俗，男人以佩带银带、银刀为饰的风俗，每周聚礼日讲经布道之事，伊斯兰教以“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为罪，及鼓励圣战勇敢杀敌、英勇牺牲等等，关于“法唯从宽，葬唯从俭”的记述等，都是真实可信的。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如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1977年中华书局版)147页注(一)中所指出的，“亚俱罗乃里海之别名，而杜环云为大食之别名，不知何据”。此外，这里明明写着伊斯兰教“断饮酒，禁音乐”，而同载《通典》卷193的《西戎传》中却说：“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也说：“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

回族佛教评:若全面辨证看回回历史，即便到了宋元时西域、中亚、西亚回回先辈们也不是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从回回酿酒好饮这些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这些记载来看，很能说明那时西域、中亚、西亚回回还深受佛教、景教、摩尼教等教义影响！

佳釀泛綠——唐、宋代中國內地的“葡萄酒”釀造

        一、回族之曲家、剧人与回回曲
    回族之中国曲家，如《西域华化考》所考见者，有贯云石、马九皋、琐非复初、不忽木四人。然若《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所见之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今就《辍耕录》卷十一《金银刺向》条所云：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躯干魁伟，故人成日长
    西瑛。一日方与妻对饭，妻以小金轴刺向，将入口，门外有
    客室［至〕．西瑛出肃客，妻不及啖……”（参看长谷真逸
    《农田余话》）。知其父子，亦确为西域回族之人士。
    又有蓝楚芳（蓝一作兰）者，以《续录鬼簿》所载：
        “西域人，江西元帅，功绩多著，丰神秀英，才思敏赡，
    与刘廷信在武昌度和乐章，人多以元、白拟之。时有名姬刘
    婆惜，筵间切脍，公因随口歌《梅花落》云：金刀细，锦鲤
    肥，更那堪玉葱纤细。刘接云：得些醋成风味美，诚当俺这
    家滋味。才子佳人，诚不多见也。”盖亦一回族之中国曲家。故《词林摘艳》见收楚芳之曲竟达三十首。
    此外，又有吉诚甫者，以《元胡存善辑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卷一任则明之《咏西域吉诚甫》：
       “矛枪宽，两袖风烟。来自西州，游遍中原。锦句诗
    余，彩云花下，壁月尊前。今乐府知音状元，古词林饱记神
    仙，名不虚传。三峡飞泉，万籁号天。”同书卷三钟丑斋之《咏西域吉诚甫》：
        “是梨园一点文星，西土储英，中夏扬名。胸次天成，
    口角河倾，席上风生。吞学海波澜万倾，战词坛甲胄千兵，
    律按玑衡。声应和铃，乐奏英口。”二曲观之，则吉诚市正亦“是梨园一点文星”，而有贡献于当时戏曲文学之人物也。惟此等作家喘事散曲，如《宋元戏曲史》所言：“蒙古、色国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惟汉人者是也。”
    至于戏曲之演出，元代回族士女亦有从事登台扮唱者。
        元《雪衰渔隐青楼集》有云：“米里哈，回回旦色，歌
    喉清婉，妙入神品。貌虽不扬，而专工贴旦杂剧。余曾识
    之，名不虚传也。”
    以上为回族人士对于中国戏曲之研究与造诣者。但有元一代，回族之文化自亦将随回族人士而俱来，故其音乐歌曲，亦有传之于中国者。
        《元史?百官志一》有云：“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秩
    正九品，管领回回乐人，皇庆元年初置。延裕三年，升从六
    品，署令一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教师二人，提控二
    人。”以音乐与戏曲之密切关系论，则元皇家之教坊中，当不无以回族之声乐与中国戏曲并奏于一堂之可能矣。
    又《辍耕录》卷二十八“乐曲条”所附“回回曲”，有：《亢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三曲。此与上言之回回乐队固然有关，然足说明回回歌曲东传，以与中国戏曲交流之事实。惜此等歌曲失传已久，意义真相完全不明矣。
          二、以回回为剧中主人翁
    元曲串演之内容，可谓百分之百皆以中国古今人物为对象，然亦偶有以描写异族人物为目的者。其显例，如风雨像声姑姑旦，即以蒙古之少妇为主人翁者。是以其间亦间有以回族人士为杂剧之题目者：
        明周宪王诚斋乐府《刘盼春志守香囊怨》：（旦云）：
    哦！有一个风月传奇。（旦唱）：做一个《赏黄花浪子回
    回》（《奢摩他室曲丛》）。此《赏黄花浪子回回》，顾名思义，殆即以一豪迈不羁、顾影自怜之回回少年为串演之宗旨。至《香囊怨》一剧，虽系明人作品，并其所谓《赏黄花浪子回回》一剧之内容虽不得而详，然吾知其所指者，将与《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条”所列之“诸杂大小院本”中之“回回梨花院”院本，或为同一之杂剧剧本也。而此杂剧之作者，抑为何人？若依钟嗣成《录鬼簿》卷上所见者，则创作杂剧之名手吴昌龄有《浪子回回货黄花》一剧。此剧名称，与《香囊怨》中所称《赏黄花浪子回回》一剧，名义甚相符，然则诚斋杂剧中所见者，不外即指吴昌龄之作品矣。惜吴氏作剧久佚，未能缱其内容为恨。
    再按《录鬼簿》上卷所列，又有于伯渊所编《丁香回回鬼风月》一剧。此剧亦以久佚，致其内容亦全不明。然若仍循顾名思义之旨揣之，其剧情将不外一如《迷青琐情女离魂》、《玉萧女两世因缘》一流之作品也。要之，丁香花可与黄花相比，回回而闹鬼风月，自属浪子回回，故此剧剧情殆亦描写一多才多情之口回公子，迷恋风月，徘徊花柳，而与吴昌龄所编者之内容，将不至有甚大之悬殊也。
    然则由此观之，知元代来华之回回人物，并非如一般书史所记，彼辈系专以仕官，或贩卖珠宝、收养汉奴以及以放高利贷为职志者，其中亦有风流蕴藉，逍遥物外，优游于风花雪月之间者矣。
    此等回族佳人才子、风流儒雅事迹，自然不见于正经正史之记载，即今日所能得见之元曲中亦不多靓。兹为探究其源流，并证明其事实计，仍将明初周宪王诚斋乐府中所见者列举于下：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外唱）：他则待钱财钞贯
    亲，怎肯将聪明文学怜。如今那虔婆每，不道的羊皮般善，
    有钱呵，管什么臭回回臊罗罗同贪睡；无钞也，你便是傻子
    弟幌郎君，教他独自眠……。
        《刘盼春志守香囊怨》——（旦唱）：你（指虔婆）则
    待钱为亲戚，见了那几文钱，便是好相识，钱为你姊妹，钱
    为你她狸……若无钱呵，一任你聪聪俊俊；但有钱呵，管什
    么罗罗回回。盖周因于殷礼，明剧本之元曲，故此足以上推元代回族斯文才子之生活的一角也。至于似此事实，亦不无所见。
        明冯梦桢《快雪堂漫录》有云：巴巴赛，回回国人，以
    贡玉至京，自言从彼国经西夏至此。私贲玉若干，卖银三百
    余两。馆邻某心动，与通事谋，以声技赚之，遂留连不欲去
    ……（后）陈季象在边见之，哀诉流落之苦，且日：我在中
    国，惟添得三弦子一艺，并在妓家所学也。
        三、元代戏剧中之回回脚色
    由前节所论，知元代杂剧扮演时，有妆扮回回脚色者。惜其失传，真相不明。然即此以推，当时杂剧中之有回族人物者，将必不限于此数剧，故如见传为吴昌龄所作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其实为元末杨景贤之作品），《村姑演说》一出中，亦尝指明其有回回人物：
        （村姑说社火）姑唱……（川拨掉）：更好笑哩——好
    着我笑微微，一个汉，木雕成两个腿，见几个回回，舞着面
    旌旗，呵刺刺，口里道甚的，装着鬼，人多我看不仔细。此社火杂扮中，所见有回回脚色之一出之详情，正因村姑“看不仔细”，故莫得其详。以意测之，此杂扮回回人物，既取笑于村姑，则其剧情纵非属于笑乐滑稽之流亚，而以回回人物置其中，必将别有用意。设以浪子回回一剧与下文之回回影戏观之，最少可以看出，当时之汉人不无取西方色目人以为笑科之资料也。
    抑元代之“皮（人）影子戏”于回教人物之表演，见之《多桑蒙古史》。其言日：
        “有汉地人，在窝阔台前作影戏。影中有各国人，其间
    一老人，长髯，冠缠头巾，而其颈被系于马尾者。可汗问：
    此为何人？作戏者答日：是为蒙古士卒所系之回教俘虏。窝
    阔台即命停止演戏，命人取波斯、汉地所产之宝物，以示作
    戏之汉人日：汝国之宝物，不足与他国比也。我国中之回教
    富人，。至少各有汉地奴婢数人；而汉地贵人，并无一人置有
    回教奴婢者……然则汝何敢侮回教徒欲？”（冯译本上卷页
    三四三）。此固有位于元代戏曲中往往有回回人物之说，并以其人物为剧中笑科之点缀的推测。而此外尤有不可忽视者，即由此更大可以见出回、汉两族，虽同在蒙古统制之下，而因回族为统制阶级，汉族为被统制阶级，二者之间颇有猜忌失睦、水火不容之感。是此，则如：
          《元史?仁宗本纪三》“延访四年”下云：丸月雨寅，
    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臣。合散回回人，不厌人
    望，遂恳辞。
          《牧巷集言》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有云：
    （中统）三年，（王）文统伏诛，西域之人为所压抑者，伏
    阙群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
          《马哥波罗游记》有云：大汗之取得中国主权，不以正
    当权力，而以兵力，因不得人民之信用、职是之故，诸省及
    其他行政位置，皆授于可以信任之鞑靼人、回教人、基督教
    人……蒙古人奴视中国人，而回教人待中国人尤酷，故皆恶
    之（此据《多桑蒙古史》三言四章所引者，以其文较冯、张
    两家之译本为优也）。等所言的回、汉交恶之史实，亦有与元曲中所见者作比较、思索之价值。
    兴言及此，则元代无名氏之《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一剧之第二折，关于回回官吏一节：
        （回回官人云）：呸！兀那庞勖一你体说我是个回回
    人，不晓得这汉儿的道理。俺为官的则要调和鼎鼐，受理阴
    阳，我和你说出怎么来……俺为官的，则要报国安民，谁教
    你害百姓，苦要钱财（孤本《元明杂剧》第十册）。
              四、回 释之 问
      今本《西游记》杂剧，非吴昌龄所有。吴氏之西天取经杂剧，仅有部分之传世，此部分即属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于此剧目下所注的《老回回东楼叫佛》一折，其文见之明代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音》，其《回回迎僧》一折云：
          （洞仙唱）：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睛
    眼睛四进去，鼻子鼻子长出来。（老回回唱，共八曲，其第
    八云）（煞尾）俺只见黑洞洞升云起，更那堪昏惨惨无了今
      日。愿得个大唐三藏取经回，也无那妖邪外道近得你。按此文所云，固不待言，为剧人虚构之辞。然自背景观之，此乃暗示当时回教与佛教彼此之摩擦也。盖回教叫佛一说，虽远在宋代如方信儒《南海百咏》：
        番塔——始于唐时，日怀圣塔……每岁五六月，夷人率
    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等，有所记载。
            再就吴氏杂剧洞仙之唱词观之，是又借道教唇吻以嘲回教。回教“末束蛮”与道教“先生”间之争辩，每每见之，兹不多论。惟就戏曲言，则古今戏曲子回族人物之化妆，因无不以其眉目气宇表其种性。如无人《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之“穿关”中，有“回回鼻髯”。清《升平署志略》上册页二七九，有“回回鼻子四十六个”。又如明人汤显祖《紫钗记》第三十出“河西款檄——粉蝶儿”：“大河西回回粉面大鼻胡须上。（唱白）撒采天西泥八喇，相连葛刺……骨碌碌眼四儿滴不出胡桐半泪。”此皆法意于其眉眼者。盖元代东来之回族，其相貌与汉人、蒙古人并泅异也。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命里诗》序
    云：翌日早，铁木儿自驾一舟来，令命里千户摔予上船，的
    激吓人，见者莫不流涕。命里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须，回
      回人也。
            五、回国之家奴与汉人
    中国之奴隶制度，极久已受波斯、阿刺伯商人之影响。如中世纪西非洲之所谓“僧抵”的黑奴，既［即〕经彼辈之手，而舶至中国者。但及西域回族随蒙元之军事与政治势力来至中国后，或以俘掠，或以货取，遂以汉、蛮子女为家奴之对象。正如前文窝阔台所云：“我国中之回教富人，至少各有汉地奴婢数人”。但彼等并不以豢养中国奴隶于中国之境士为满足，且并蒙古人男女亦买之，而贩卖于其本国及他国。《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蒙古男女过海”条云：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钦奉圣旨。泉洲郡里海船里，
    蒙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印度）田
    地里，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
    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参看《元曲
    章》卷五十七“禁下番人口等物条”）。职此之故，当时回汉两族间之奴隶问题，亦有见诸元代戏曲者。
        元曲《选丙集》武汉臣《李素兰风月玉壶春》第二折：
    （正末唱——感皇恩）呀！眼的打死鸳鸯，拆散驾凤，则这
    个玉壶生，和这素兰女，则索告你个柳青娘。（卜儿云）：
    我将你卖与回回、达达、虏虏去。（旦悲科）。此没女卖与回回为奴之事也。又：
        元曲《选己集》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
    （正末扮张保上，云）：来也—…小人江西人氏，姓张名
    保。因为兵马嚷乱，遭驱被掳，来到回回马哈麻沙宣差衙
    里。往常时在侍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
    答饼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鲜……他屋
    里一个头领，骂们蛮子前蛮子前。我也有一爷二娘，三兄四
    弟，五子六孙，偏你是爷生娘长，我是石缝里进出来的？谢俺
    那侍长，见我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本待回乡，
    又无盘缠。如今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一个小酒店几，招接往
    来客人。昨日有个官人，买了我酒吃，不还酒钱。我赶上扯
    住道：还我酒钱来。他道：你是什么人？我道：也不是回
    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唱）
    （南吕一枝花）我是个从良自在人，卖酒饶供过……。此被驱俘而为奴者。惟由此文所见，有赘言一二之必要。其一，即此文中，曾指明元代蒙古（达达）、回回（色目）、汉儿（中国北部人）、蛮子（南人）之民族的四阶级。而于当时南宋境内之“南人”，即所谓蛮子，所受回族之藐视与压迫的描写，匪云生动，兼能传真，盖蛮子一称之在当时，颇为不美。
        《至正直记》卷四“萧口讲学条”云：学术鲁视为礼部
    侍郎，立御阶上，闻虞伯生称帝为尧舜之君，在外厉声日：
    这个江西蛮字［子〕，阿附圣君！而自此以来，即至明代，蛮子一称犹为谩骂之词也。
        《雨窗歌枕集?错认尸》有云：当时高氏使女儿自去睡
    了，便与周氏说：我只管家事，我那知道与这蛮子（家仆，
    上海人）通奸！且其称复为蒙古、色国人对于中国南人之称的恒语，故颇见于元代之白话书史以及西方传记，如《马哥饽罗游记》中也。
    次之，即回族之饮食与中国异，而尤与蛮子者不同。明马愈《马氏日钞记》“回回人食事之香料”云：
        回回茶饭中，自用西域香料，与中国不同。其拌组团，
    用马思答吉，形类地树，极香……又有咱夫兰，状如红花……其煮物用今昔泥，云即阿魏；其淹物用稳展，味与阿魏同，云即阿魏根……越中用回回豆子，状如棒子肉，味极香美，磨细和于面中，味香，去面毒。云云，可见一般。今日清真教门之炮、其独具风味者，固有自来矣。又如西域之“饼”，中国极早既有胡麻饼或长安市上胡卖饼之说。而以此与《诚斋乐府》《豹子和尚自还俗》剧中所见者：
        这寺院较孤萋，那村务有衣食；……小刘屠卖着肥羊
    肉，一贯钞一副整头蹄；……马回回烧饼十分大，黄蛮菜
    烂味精奇，河仙姑相法明如镜，杨大姐算命最夺魁。则今日回胞，或嗜食烧饼，或擅长于“打”烧饼者，亦有悠久之历史矣。

回族佛教评：回回乐人体现了来中国的回族先辈反抗伊斯兰教义禁止音乐的精神！回回音乐是回族的文化特色。

鄯善敦煌吐蕃僧人饮酒习俗考析 杨富学 许娜 秦才郎加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西域是葡萄酒的故乡，这里有着悠久的酿酒与饮酒的历史。《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天山北麓，从一座距今2000年的古墓中发掘出一套酿酒器具，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等。2004年夏，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二区发现的古墓壁画中有一幅“庄园主生活图”，在其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由下角的方形框内绘有密集的藤类植物，旁边写有“蒲萄”二字，应象征着葡萄园。画面上还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的全过程，非常完整地反映出十六国早期高昌地区从生产葡萄到酿制葡萄酒的过程。[1]在高昌国时期，葡萄酒的饮用更为普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与酒有关的资料很多，北凉玄始十二年（423年）二月九日的文书残稿记有“酒吏”，[2]说明高昌官府很早就重视对酒的管理。在古代鄯善国境内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也有大量关于产酒、饮酒与用酒的记录： 1. Kh. 633载：“尚有一瓶属于前年之酒放在钵利耶伐多（Priyavata）处。据称，该瓶已破。该贰瓶酒应由钵利耶伐多赔偿。”[3] 2. Kh. 173载：“在特迦遮（Tġacas）的官邸有酒十五希（khi），斯伐耶（Svaya）之百户十户长左归耶和护军酒十五希，苏耆耶（Suġiya）之百户中酒十五希，昆格耶（Kunġeya）之百户中酒十五希，修业（Mochakamasa）之百户中左尼耶之百户中酒十希。”[4] 3. Kh. 567载：“酒库记有帐单，税监苏耆耶（Suġiya）及钵耆娑（Pġisa）现欠酒已达一百五十米里马（milima）。”[5] 4. Kh. 637罗列了基特耶（Kirteya）在山中作vasdhiga时，王廷将酒作为礼物送与他人的一系列清单[6]。 5. Kh. 272载国王曾给州长索阇伽说：“去年，皇家之śuka酒已在汝处征收。现传闻税监和差役已将所征之酒全部饮完。当汝接此令时，应立即从速全部征收去年之śuka酒和今年之酒，并应倒在一起。”[7] 上述文献所涉人物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政府官员，更有国王及其他王室成员，政府机构中不仅设置有征收酒税的官员，如“税监”和“差役”，而且还有专门的酒库和帐单，王廷对酒及酒税的管理比较严格的。这些记载说明葡萄酒的生产与饮用在古鄯善国上下都是相当普及的。流风所及，古鄯善国的佛教僧侣也形成了饮酒之习俗。 鄯善原名楼兰，是西域古国之一。据史书记载，自东汉建武以来，塔里木盆地诸国更相兼并，至三国时代，仅存五国，鄯善即其中之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由南道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蓝国，皆并属鄯善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新疆发现的佉卢文文书除Kh. 661号文书出土于安得悦遗址，属于古代于阗国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属于古代鄯善国。[8]在属于古代鄯善国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涉及到佛教僧人饮酒或使用酒的问题。这里仅撷取其中保存比较完好，意思比较明确的文书，简列其内容于下： 1. Kh. 345号文书提到僧人阿难陀先那（Anamdasena）向主瞿波（Cuġupa）借谷物30米里马之后，他又向主瞿波借酒15希。[9] 2. Kh. 652号文书记载说僧人达摩罗陀（Dhamalada）把地卖给司书莱钵多迦（Lyipatġa），得到了十希酒和三aġjasdha[10]。 3. Kh. 655号文书称僧人佛陀尸罗（Buddhaśira）及其子将misi地一块买给僧人佛陀钵诃摩（Buddhapharma），该地拥有大面积葡萄庄园，可作酿酒之用[11]。 4. Kh. 358号文书载：“汝处寺主（Viharavala）正在挥霍和浪费自己领地的酒肉。”[12] 这4件文书分别记录的是古代鄯善国佛教僧侣借酒、买酒、酿酒与饮酒的史实，是古鄯善国僧人普遍饮酒现象的具体反映。 在鄯善国周围的吐鲁番、于阗地区，在古代也存在着僧侣饮酒的记录。 高昌各县城均有酿酒的作坊，寺院是酿酒重地，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甚至可以看到僧侣租酒的有关记录。如《高昌延寿十三年正月赵寺法嵩入乙未岁僧租酒条记》载：  高昌乙未岁僧祖（租）究（酒）□□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军巩延岳、张庆俊、郭乐子、翟怀愿、汜延……□□岁正月廿六日入。[13]  《高昌延寿十三年十二月赵寺法嵩入当年僧租酒条记》：  高昌丙申岁僧租□□住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参军张□□、□欢海、杜海明十二月四日入。[14]  从吐鲁番出土的众多租酒帐、入俗租酒条记、入僧租酒条记看，在高昌国时期，不论僧俗，都有以酒为租者。[15] 关于于阗僧人的饮酒问题，在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一定的反映，S. 3234V（8）《年代不明（10世纪中期）净土寺西仓粟破》载：“粟三斗，沽酒，送路于阗僧用。”[16] P. 3763V《年代不明（10世纪中期）净土寺入破历算会稿》载：“粟二斗，六月十七日沽酒，看僧太子。”[17]这里的僧太子指的其实是于阗太子，因为此人身为佛教法师，故有僧太子之谓。敦研001+董希文旧藏+P. 2629《归义军酒破历》称七月“廿六日，衙内看甘州使及于阗使僧，酒壹角。”[18] 在鄯善国东不远处的敦煌及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地区，中唐至宋初这段时间内，也曾一度存在着僧人普遍饮酒的习俗。关于肃州僧之饮酒，史料反映不多，可见于S. 4899《戊寅年（978年）某寺诸色斛斗破历》：戊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粟壹硕壹斗，麦三斗，付丑子卧酒，屈肃州僧用。”上文出现的沽酒，指的是支出原料在酒户或酒店那里换取酒。而卧酒呢，则指用自己的原料自己酿酒或在酒户、酒店那里酿造。[19] 与肃州相比，敦煌出土文书中有大量内容可反映敦煌地区僧侣饮酒的情况，特别是佛寺帐册中数量众多的寺院卧酒、沽酒、用酒及僧尼饮酒的帐目。就敦煌发现的寺院与酒有关的帐目而言，以其内容分类，大致可分为五种情况： 一、《付酒本历》，指寺院为卧酒、沽酒支付麦粟的专帐； 二、敦煌寺院《破酒历》，即酒的消费破用专帐； 三、《算酒历》，即酒的收支结算帐； 四、《诸色斛斗破用历》，即寺院的流水帐，其中有不少关于酿酒用酒及僧尼饮酒的记载； 五、《算会牒》，即决算帐目，其中亦有不少关于酿酒用酒及僧尼饮酒的记载[20]。 我们这里以S. 6452(3)《壬午年（982年）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为例来观察当时敦煌寺院的饮酒情况：  1. 壬午年正月十一日，酒壹瓮，大张僧正打银碗局席用。十四日，酒壹角，东 2. 窟头用。十九日，酒五升，周僧正、李僧正就店吃用。廿日，酒壹斗，二和尚就店 3. 吃用。廿五日，酒贰斗，僧正、法律就店吃用。廿六日，酒壹角，僧正三人、法律 4. 二人就店吃用。廿七日，酒壹瓮，李僧正就店对与音声。二月六日，酒半瓮。七日耽 5. 佛人酒叁斗、丑挞酒叁斗。八日，又酒七瓮。十三日，酒壹角，李僧正 6. 种麦用。十九日，佛食酒壹斗，宋判官家送。廿四日，酒壹斗，周和尚淘麦用。廿九日，看刺史煮 7. 酒五升，煮油人吃用。三月四日，寒食酒壹瓮。五日，梁阇梨亡，酒壹 8. 瓮。七日，酒壹瓮，东园造作人吃用。八日，酒捌杓，李僧正屈人用。 9. □酒壹斗，大张僧正淘麦用。酒叁斗，北园造作人吃用。九日，酒 10. □杓，十日，酒叁斗，北园造作[人]吃用。十一日，酒叁斗，河母造作用。 11. 十 (或廿)三日，僧正亡，着主人酒叁斗送槃用。李僧正酒壹斗，造鞍匠吃用。 12. 廿五日，酒壹斗，大张僧正东窟来迎用。廿八日，北园造作酒半瓮。廿九 13. 日，酒叁斗，音声就店吃用。同日，酒壹斗，李僧正造鞍局席用。 14. 四月二日，酒壹斗，尚和官渠来吃用。四日，酒贰斗，破历用。七日，酒 15. 壹瓮，刺史亡用。九日，酒五升，二和尚就院吃用。十六日，酒壹斗 16. 就店二和尚吃用。廿三日，酒壹斗，李僧正淘麦用。廿五日，酒壹 17. 斗，东窟上用。廿六日，酒壹瓮，大张僧正尽局席用。廿八日， 18. 酒一瓮，众僧吃用。廿九日，酒壹斗，宋僧正就店吃用。五月 19. 一日，酒壹斗，张僧正、李校授就店吃用。三日，酒壹斗，迎 20. 少张僧正用。四日，酒壹斗，二和尚就库门吃用。七日，酒贰斗 21. 磑头吃用。八日，酒贰斗，东窟用。又来酒半瓮，众僧吃用。 22. 又酒壹斗，小张僧正淘麦用。廿一日，北园造作午料酒一瓮， 23. 夜料酒柒杓。廿二[日]，酒贰斗，又沽酒粟四斗，指撝、孔目、僧正三人、老宿、法律 24. 等吃用。廿六日，酒壹角，弘儿丑挞圈园门吃用。六月三日， 25. 酒叁斗，买舍造文书用。十日，酒叁斗，僧正、法律就仓门吃用。 26. 廿一日，酒贰斗，李僧正东窟来迎用。七月十三日，酒五升，煮 27. 油人吃用。十四日，酒一角，东窟上用。酒壹瓮，小张僧正看 28. 使君用。粟一斗，大众东窟来迎用。十六日，破盆酒两 29. 瓮。十八日，造亟午料酒一斗。十九日，午料酒壹角。廿日，午料酒 30. 壹斗。廿一日，午料[酒]壹斗。廿二日，午料酒壹斗。又夜间局席 31. 酒壹斗。又手工价酒壹斗。廿三日，铁匠陈丑子造作酒 32. 壹斗。廿四日，安教练转局来粟贰斗沽酒用。使君脱 33. 孝，沽酒粟贰斗。廿八日，屈董都料沽酒粟贰斗，造破历 34. 酒贰斗。八月六日，显德寺人助酒壹瓮。十六日，酒贰斗，东 35．窟看大张僧正用。十七日，酒壹瓮，安国寺人助用。廿日，酒 36．壹斗，李僧正造后门博仕吃用。廿五日，西窟造作酒 37．叁斗。十月五日，北园造作酒壹角。六日，掘葱酒壹斗。八日， 38．酒壹斗，李僧正、张僧正、高僧正、索法律等就院吃用。同日 39．夜间，酒壹角，周僧正东窟来迎用。酒五升，李僧正就 40．少汜家吃用。十三日，酒壹斗，张僧正、僧子、法律吃用。十 41．四日看木酒壹斗。夜间来，酒壹斗。十六日，粟二斗沽酒看待僧录，大师来，酒壹 42．斗。十七日，酒壹斗，宋判官家送。廿二日，酒壹瓮，翟家人助 43．用。廿四日东河庄着木酒壹角。又来酒壹斗。廿八日，周和尚 44．铺暖房酒壹斗。十一月一日，李僧正铺暖房酒壹 45．斗。二日，酒壹角，杨孔目、周、李就店吃用。四日，酒壹斗， 46．周李就店吃用。十三日，周和尚麦酒叁瓮，李和尚麦 47．酒两瓮，大张僧正麦酒壹瓮，小张僧正麦酒壹瓮， 48．高僧正麦酒壹瓮。十九日，麦酒壹瓮，僧正法律等吃用。 49．廿五日，酒壹斗，大张僧正东窟来迎用。冬至，麦酒 50．壹瓮。十二月二日，酒壹斗，二和尚羊司就店吃用。三日，酒 51．壹角，三界寺二张僧正、周和尚、法律等就店吃用。 52．五日，酒壹斗，二和尚、校授等就店吃用。六日，酒壹 53．斗，众法律东窟来迎用。十九日，张僧正友连亡，酒 54．壹瓮。[21]  从中不难看出，该文书所反映的寺院对酒的消费量是很大的，饮酒人员很多，而且都是公开的。 该文献所记饮酒原因名目繁多，其中以迎来送往，招待客人用酒量最大，其次为过节，如寒食节：“三月四日，寒食酒壹瓮”；盂兰盆节：七月十六日，“破盆酒两瓮”，用于慰劳众僧或供奉亡人；冬至节：“冬至，麦酒壹瓮”；其三为酬劳赏赐，如“酒叁斗，北园造作人吃用”、“北园造作酒半瓮”、“廿五日，西窟造作酒叁斗”。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饮酒的由头，如悼念亡人、铺暖房、淘麦用、“使君脱孝”等。还有一些饮酒名目用途不详，如午料酒、夜间局席酒、手工价酒、造破历酒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饮酒地点，可以在酒店，也可以在寺院，本文书所涉寺院就有显德寺、安国寺、三界寺、东窟（安西榆林窟）和西窟（敦煌西千佛洞）。 饮酒人员，有政府官员，如刺史、使君、指撝、孔目、判官，有石窟修造人员如都料、造作人及“造后门博仕”[22] 等，还有其他人员，如造鞍匠、铁匠、煮油人等，除此之外，尚有各种僧侣，除普通僧众外，高级僧侣中饮酒者亦不在少数，既有僧正、僧录、法律、老宿，也有音声、教练、大师、教授、阇梨、和尚等，说明在当时敦煌的佛教界饮酒已蔚然成风。正如郑炳林先生所言：  敦煌僧徒基本上都饮酒，从高级僧官都僧统、都僧录、都教授、都僧政、都法律、都判官到中级僧官教授、僧政、法师、法律、上座、寺主、判官，下至一般僧人徒众等，敦煌文书中都有他们饮酒的记录。[23]  敦煌地区的常用酒主要有三个品种，即葡萄酒、粟酒和麦酒。而出现在佛教寺院用酒帐目中的大多是粟酒、麦酒和粟、麦混合酒。[24]这与鄯善国寺院僧侣也大量饮用葡萄酒的情况是不同的。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汇之地，但佛教信仰长期以汉传佛教为主，而在汉传佛教中，酒是一直被严格禁止的。那么，自中唐到宋初，敦煌何以出现了饮酒习俗呢？我认为可能是受吐蕃影响所致。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年）占领中统治敦煌，[25]历经晚唐、五代，到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曹氏归义军政权终结，前后历时250年，期间吐蕃占领敦煌62年（786～848年）。 在吐蕃统治敦煌之前，敦煌未发现僧尼公然饮酒的记录，今天所知最早的敦煌僧尼饮酒事例即发生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S. 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云：“大番岁次辛巳年闰二月十五日寒食节……当寺家人在外吃酒。”这件文书写成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反映寺院有节日饮酒之俗。S. 2228《吐蕃辰年巳年（824、825年）某寺麦布酒破历》更是记录了当时敦煌佛教寺院大量用酒的史实：  1. 日□发布九疋，并付兴胡胡充欠悬用。 2．断麦五硕五斗，至秋还。其布纳官用。又张老于尼边买布一疋卌二尺， 3．至折麦壹硕五斗两家合买，其布纳官用。各半。 4．吊田秀妇平意布三丈三尺，其布于寺家贷。又于寺家取布两疋， 5．辰年十月折麦纳官用。又于寺家取布一疋，智秀受戒时告裙衫用。 6．巳年四月九日，共曹延断空设热布一疋，墨两挺已上，当家送纳 7．又索家贷粉绸一疋，其绸四月十日却对面分付惠照上座于 8．五月十四日，于李日荣边买小钗子一弁，其钗子折麦十硕， 9．并汉斗。于阴兴兴边付本身麦三驮，又对僧员岸付麦一石八 10．斗，又对僧觉义[付]麦三石，并汉斗，施本身麦六汉斗，□付磑课用。 11．后五月，付宋澄清酒半瓮。廿二日，付王□□麦半驮 12．廿五日，又付宋澄清麦六汉斗，又酒半瓮，付□□□布□□[26]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此后年代的文献中就经常出现了，历中唐、晚唐、五代直到北宋初，敦煌僧尼普听饮酒之习俗一直盛而不衰。吐蕃地区的僧人是有饮酒习惯的，这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间重要的区别之一。吐蕃人把这种习惯带到敦煌，自然会对敦煌汉族佛教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后来，汉人政权虽然推翻了吐蕃统治，但僧尼饮酒之风却一直得以延续。更有甚者，即使尼姑也不乏饮酒者。如S. 6452(2)《辛巳年（981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及壬戊年（982年）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即载正月十四日，“酒二斗，大乘寺用”；四月廿三日，“酒壹瓮，阿师子东窟头吃用”；四月廿八日，“阿师子来吃用”。如所周知，大乘寺为敦煌五尼寺之一，阿师子是对尼阇黎的尊称，说明尼姑饮酒亦为平常事。 众所周知，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要求人们戒除“三毒”（贪、嗔、痴），摈弃一切欲望和追求，皈依于“三宝”（佛、法、僧）。饮酒作为一种物质欲，当然是应当摈弃的。佛教入门的最初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即要求戒酒。五戒之中，前四种都属于“性戒”，只有饮酒为“遮戒”。遮为防范之意，饮酒本身并不是罪恶，但饮酒容易使人神志不清，智慧不明，往往会招致其那四种罪恶的产生，触犯其他的戒律，故需“遮”。在佛教经典中常有劝人莫饮酒的内容，如《大萨遮尼乾所说经·问罪过品第七》曰：“饮酒多放逸，现世常愚痴。忘失一切事，常被智者呵。来世常暗钝，多失诸功德。是故黠慧人，离诸饮酒失。”[27] 在律部著作中，酒戒更是被反复强调的大戒。《十诵律》卷17载：“佛言：‘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佛种种因缘，诃责饮酒。”[28]梁武帝更是根据《大般涅槃经》、《楞严经》中主张戒食酒肉的内容特撰《斷酒肉文》，在全国推行断酒之戒。[29]与戒酒相关的内容，还被历代高僧大德编为歌谣供信徒传唱，以示警戒。如敦煌出土的文献S. 1073《和菩萨戒文》的唱辞写道：  诸菩萨，莫沽酒，沽酒洋（烊）铜来灌口。足下火出焰连天，狱卒持锏斩两手。总为昏痴颠倒人，身作身当身自受。仍被驱将入阿鼻，铁壁千重无处走。  这些内容说明，从经典到现实，戒酒都是佛教戒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戒酒也是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 然而，我们从上引古代鄯善国境内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和敦煌出土汉文文书中却看到鄯善国与中唐至宋初的敦煌地区却普遍存在着佛教僧侣饮酒的习俗，甚至还可以自己酿造葡萄酒。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佛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宗教。在由印度向外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教义、法门与戒律上都有所变通。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戒律习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同当地的地域环境与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印度本土，易于被当地僧尼接受和遵守的戒律。鄯善国、于阗、吐鲁番、敦煌、肃州等地僧侣饮酒习俗的形成就是佛教戒律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一个例证。 佛教戒律的推行往往要迟于佛教的流行。佛教传入汉地始于东汉明帝年间，但律部经典的翻译及实行受戒，却肇始于三国嘉平（249～254年）中。据载，当时有印度僧人昙摩迦罗（法时）来到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僧祇戒心》，欲以此为持戒的准绳。又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规则），创行受戒。[30]在此之前一百多年间，“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31]破戒律之事当是很多见的。鄯善国僧侣之饮酒，或许就与当时鄯善国戒律未形成有一定关系。 那么，吐蕃僧侣之饮酒，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呢？我认为肯定也有，但这只能说明早期吐蕃的“有信无戒”。而事实上，吐蕃僧侣饮酒之风，自7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吐蕃一直蔓延到14世纪宗喀巴推行宗教改革，实行酒戒才得以遏止。如果将这7个多世纪定为佛教戒律在吐蕃的成长期，未免历时过长。其实，早在8世纪后期，吐蕃地区即已出现了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而且也有了受戒出家的僧人。在佛教传入百年后才有受戒之举，与汉地情况颇类。所以，笔者认为，吐蕃佛教界长期盛行的饮酒之风当有更深层的原因，应与藏传佛教对戒律的独特认识有关。 清代著名法王周加巷在其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指出，在当时西藏佛教界存在着不少破戒现象：  有一些人借口现在因为是闻思的时候，废弛戒学没有什么关系。又有一些人说，由于是修密宗的时候，可以取酒和妇女等五欲为修道用，没有什么关系，而做毁坏戒律的行为……此外，有些自认为是密宗金刚乘的人，对饮酒及非时等，反而说，若不受用将成为罪过，是与誓戒相矛盾的……另外一些到山林禅寺中，寂静地进修禅定的人们，则如是说：舍离饮酒和非时食等，这些是毗奈耶中所说，但是那时就声闻众而说的，是就小乘信解者而说的，对于达成及了知心的本来面目者，那样做是缠缚，是无意义的。[32]  这里所言虽为宗喀巴宗教改革之前藏传佛教的破戒状况，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从7世纪吐蕃皈依佛教戒律松弛问题的全貌。说明当时佛教戒律在西藏已有实行，但由于藏传佛教密法盛行，那些修密法者认为酒对修上乘密宗的僧人是一种“方便”（即手段），不认为饮酒是破戒。有许多密宗大师都是饮酒的，如著名的喇嘛教宁玛派（红教）祖师莲花生就是个极爱饮酒的僧人，传说他曾在一个酒店连饮了七天七夜。还有一些人认为律属于小乘，而自己信仰的是大乘，所以不必遵守这些戒律，而且还认为饮酒对修行者有所裨益，故而在一些宗教著作中对饮酒之事津津乐道，如著名的《米拉日巴传》中写道：米拉日巴的师父、喇嘛教噶举派（白教）的祖师玛尔巴不仅自己爱饮酒，还叫米拉日巴一起喝。后来米拉日巴在深山苦修，节制饮食，却一直不能“摄界归脉”。一天吃了妹妹送来的酒和未婚妻送的美味食物后，功夫陡然大进。打开师父所赐的秘卷一看，才知道修行到一定程度后，“要全靠好饮食”，而且还需“多少喝一点酒”，这样才能把全身脉结打开，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到达“涅槃”。米拉日巴由此领悟到修习最上乘的密宗，要“以妙欲为道”的奥义，终成正果。这种认识，自然会导致藏族地区佛僧饮酒之风久盛不衰。正是有鉴于此，宗喀巴才开始厉行宗教改革，抉择正法，指定戒律，整饬僧众，有效遏止了僧侣饮酒之风，使藏传佛教得以重振。 李时珍《本草纲目·酒·发明》称：“酒，天之美禄也……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现代医学的研究证明，适量饮酒可以促进消化，减轻心赃负担，预防心血管疾病，而且还能加速血液循环，有效地调节和改善机体内的生物化学代谢和神经传导，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延年益寿。适量饮酒既有益于身体，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鄯善国地处西鄙，冬季气候干冷异常，饮用葡萄酒却能帮助僧人滋养健身、抵御寒冷，能使衣着并不丰厚的僧侣增加热量，顺利过冬。修行过程中既要遵守清规戒律，但也不能一味地照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心智研习佛法、延续慧命。这也算是僧人们在严酷的修行条件中开启的善巧之门。 佛教戒律强调禁酒，这是通常的情况，但佛经中也有饮酒无罪的教导。《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卷下载：  尔时会中，国王太子名曰祇陀，闻佛所说十善道法、因缘果报，无有穷尽。长跪叉手，白天尊曰：“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还舍受十善法。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难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饮酒时，为何恶耶？”祇陀白佛：“国中豪强，时时相率，赍持酒食，共相娱乐，以致欢乐。自无恶也。何以故？得酒念戒，无放逸故。是故饮酒，不行恶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间人能如汝者，终身饮酒，有何恶哉！如是行者，乃应生福，无有罪也。夫人行善，凡有二种：一者有漏，二者无漏。有漏善者，常受人天快乐果报；无漏善者，度生死苦，涅槃果报。若人饮酒，不起恶业，欢喜心故；不起烦恼，善心因缘，受善果报。汝持五戒，何有失乎！饮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胜十善报也。”[33]  这里通过祇陀太子与佛陀的问答，阐释了佛祖对饮酒问题的具体看法，认为在“五戒法中，酒戒难持”，主要担心因饮酒而获得罪过。但如果能像祇陀太子那样，将饮酒作为修行的手段，“饮酒不起恶业，欢喜心故；不起烦恼，善心因缘”，那么，饮酒不仅无罪，而且还能“益增其福”、“受善果报”，即使“终身饮酒有何恶哉！”易言之，只要饮酒后不作恶，保持神智清楚，能够守持四大“性戒”，那就不能算是罪过。如此一来，饮酒不惟非罪，而且还可给身处欲望与戒律矛盾之中的佛僧内心世界带来些许安慰。在五戒中，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属于“根本戒”，其中并不包括戒酒，可见酒在佛教中未入深恶痛绝之列。《三国志·吴书·刘繇传》附记笮融事迹说：“[笮融]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民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34]说明，即使在中原地区，佛教对酒禁戒也不是绝对的。佛教在禁酒问题上的善巧方便之门，使鄯善国与敦煌的僧侣可以公开饮酒而不致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因为在佛教经典中毕竟是有据可循的。 鄯善王国的上层僧侣集团实际上是由一批僧侣地主构成的。他们在出家之后，不可能完全脱离世俗家庭，这一现象层出不穷，有家有室的出家人真是举不胜举。他们娶妻生子，不仅拥有家庭，而且还占有土地和奴隶，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和低级僧侣来维持其奢侈富裕的生活；他们既肩负着牧师的职能，又兼任政府各种高官厚职，国王需要他们从精神领域维护王权，因而不断巩固上层僧侣的地位，为之享受奢华生活提供保障，上行下效，饮酒之风也由此形成并愈演愈烈。此外，在鄯善国僧侣界，还有许多僧尼是先出家，后来才成家的，成家后一般都不住在寺院了；还有一些人是就近出家，即选择离家较近的寺院出家，虽然许多人在寺院挂籍，却常年居住在俗家，与家人共同生活。[35]这样，僧尼对世俗的家庭就有了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们出家不离家，也与俗人一样可为家庭置办产业，甚至可蓄婢或牟利，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如此一来，饮酒积习也更加难以摈弃了。 佛教世俗化的整体趋势也影响并推动了鄯善国与敦煌僧尼的日常生活。佛教的产生、发展都根植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沃土之中，其思想根源存在于世俗社会之中，时刻受世俗社会思想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佛教在西域、敦煌扎根壮大，不得不迎合所处世俗社会环境的地理条件、风俗习惯、政治主张、人文思想和道德观念等，因此，佛教世俗化的整体趋势不可阻挡。从以上探讨的僧尼饮酒的特殊现象，说明这一演进过程在鄯善、敦煌地区突出表现为守持佛理教戒与向往家庭生活的客观矛盾，它的逐步融合与全面渗透的历史过程，也为后世研究佛教世俗化，树立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鲜明旗帜。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L. A. 怀特有一句名言：“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36]此说正是鄯善国、敦煌佛僧之饮酒习俗之形成的绝佳脚注。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在鄯善国、吐蕃及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僧侣饮酒之风都很盛行。其中，鄯善僧多饮葡萄酒，而敦煌僧尼则多饮麦酒、粟酒。敦煌僧尼饮酒是受吐蕃饮酒之风影响的结果，而吐蕃盛行饮酒，除早期戒律不成熟这一因素外，主要与藏传佛教僧侣认为饮酒不仅不违背戒律，而且还有助于修行这一认识有关。而鄯善国僧人之饮酒，当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当时佛教戒律在当地还没有得到推行，尚处于“有信无戒”的状态。至于吐蕃饮酒习俗与鄯善饮酒习俗有无关联，因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若考虑到敦煌与西域间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37]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吐蕃也并非全无可能。 [1]  李肖：《吐鲁番新出壁画“庄园生活图”简介》，《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6～127页。 [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3]  A. M. Boyer etc.,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29, p. 238. 以下简称Kharosthī Inscriptions；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 131. 以下简称Translation。 [4]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4页;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69. 本文书中的希（khi）及后文出现的米里马（milima），均为佉卢文文书之重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见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88页。 [5]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208; Translation, p. 112. [6]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239; Translation, p. 132. [7]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102; Translation, p. 49. [8]  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49页。 [9]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125-126; Translation, pp. 65-66. [10]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245; Translation, p.135. [11]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246; Translation, p. 135-136. [12]  Kharosthī Inscriptions, p. 130; Translation, p. 70. [13]《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45页。 [14]《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45页。 [15]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12～114页。 [1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45页。 [17]  同上，第519页。 [18]  同上，第274页。 [19]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20]  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69页。 [21]  同上引《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24～226页。 [22]  博仕，即博士。在敦煌文献中把各种具备过硬专业技术、可以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以独立完成所承担的施工任务的手工业者统称作博士，名目很多，如木博士、铁博士、泥博士、抽梁博士、充起毡博士、开锯齿博士及本文献中的“造后门博仕”等。参见马德：《敦煌工匠史料》，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23]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6页。 [24]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8页。 [25]  关于吐蕃攻占敦煌的时间，学界一直存在着多种说法，这里取陈国灿先生之说。见陈著《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又载《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2～485页。 [26]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49页。 [27]《大正藏》卷9《法华部》，No. 272，页340c。 [28]《大正藏》卷23《律部二》，No. 1435，页121b。 [29]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6，《大正藏》卷52《史传部四》，No. 2103，页294b～303c。 [30]  杜斗城、杨富学：《嵩山与律学高僧》，《少林寺与中国律宗》，郑州：少林书局，2003年，第1～2页。 [31]  [唐]僧祐：《弘明集》卷1,《大正藏》卷52《史传部四》，No. 2102,页4a。 [32]  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6～398页。 [33]《大正藏》卷17《经集部四》，No. 754，页585a-b。 [34]《三国志》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5页。 [35]  Ratna Chandra Agrawala, Life of Buddhist Monks in Chinese Turkestan, Sarūpa-Bhārati 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 being the Dr. Lakshman Sarup Memorial Volume, Hoshiarpur 1954, pp. 173～181; 陈世良：《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87～88页；夏雷鸣：《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36]  转引自张猛、顾昕、张继宗编著：《人的创世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7]  参见巴桑旺堆：《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第69～73页；尕藏加：《藏文文献中所见西域佛教之比较研究》，《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50～57页；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

本书是德国著名学者茨默博士近年推出的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概述回鹘的历史和宗教(主要是佛教)文化；第二章是“回鹘之佛教写经”，根据从西域、敦煌诸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对回鹘译经所依据的底本进行考察，指出回鹘佛教译经大致源自四个系统：中亚系统、汉传系统、藏传系统和印度系统；第三章是本书的重点，依据回鹘文献的题跋考察各种经典的时代、译经的功德主所涉及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蒙古皇帝、回鹘亦都护，亦有各级官僚、贵族，有僧侣，也有俗人，并仔细探讨了回鹘功德主布施的动机、愿望与目的；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写本《观音经相应譬喻》的长篇跋尾；第五章为简短的结论。全书篇幅不大，但价值很高，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力，渊博的学识，兼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直接占有柏林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有利条件，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目录: 序译者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回鹘人的佛教写经第一节 写经概况第二节 中亚传统经典第三节 译自汉文的经典第四节 伪经第五节 译自藏文的经典第六节 译自梵文的经典第三章 题跋第一节 概况第二节 时代第三节 功德主第四节 动机第五节 功德回向第六节 愿望和目的第七节 跋尾套语第四章 《观音经相应譬喻》授记第五章 结论附记附录一 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附录二 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附录三 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附录四 玄奘与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附录五 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古代印本

回族人应该警惕“伊斯兰教化”(转载)

在中国，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回族人口才占百分之零点几，而且还零星的分散在各个省区、各个角落，人们日常接触的电视、广播、书刊、报纸、音乐、学校教材、人和事……等等多是属于汉文化。

所以很多回族人在担心汉化，在如何保持回族文化和回族延续的话题中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应对汉化，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更具危险性和深入性的同化力量，那就是宗教同化，即“伊斯兰教”化。

在一些怀有各种目的者的操纵下，所谓的“伊斯兰教”会杀人于无形，让回族这个民族在不知不觉甚至是自我陶醉中逐步走向消亡，从精神到躯体！

伊斯兰教和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一样都是世界性的宗教，信仰者可以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不是某几个民族的专利，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者（穆斯林）的分布状况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不可否认，任何宗教都有其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拿伊斯兰教来说它有教导各族信众与人为善、积极进取、友爱互助等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另一面— —文化灭种性质。


伊斯兰教文化灭种，即催毁信徒民众、族群的一切原生态文明和文化。

拿远的来说，中西亚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中亚）等地，原本是各种文化会粹之地。

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千姿百态的舞蹈、服饰、多种韵律动听的音乐……曾如百花争奇斗艳。
而现在那些基本都已消失怠尽，几乎全都伊斯兰化了，即使有幸保留一小部分，也是散落在偏僻的村落或被排斥的环境中。

别以为这是自由竟争的结果，这是那些有政治意图的伊斯兰军团强行禁止、烧毁寺院，销毁典籍，在税收、待遇上分类、割裂历史的结果。

目的是叫人除了伊斯兰教的东西外，什么其他的也看不到。

拿我们的回族来说，去看看民族历史就不难发现，回族的成长史就像是一部被伊斯兰教同化史，在明、元、宋、唐和更早时期，我们的民族信仰是多样的，有着比现在灿烂得多的民族文化，当时风靡中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等；各路回回人通过“丝绸之路”带进来的胡曲、乐器（琵琶、五弦、横笛、毛员鼓、羯鼓、铜钹、二胡、贝等）大大丰富的中国的音乐舞台，宫廷里专设“回乐部”、 “回回旦（戏曲演员）”，服饰也是多姿多彩，甚至对汉族等民族的著装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先的回族有信仰拜火教、摩尼教（后改称明教）、犹太教、景教等，历史上回回学校教授的是波斯语……，元代的宫廷以及重要城镇都特设有回回乐舞机构或团体，而现在这些民族文化我们还保留有多少？

我们回族已经没有了标志性的舞蹈，只有一些不伦不类回族新式舞；没有了回族特有的乐器，只有一些跟玩具差不多的所谓口弦、土哨；“山花儿”也不具有全民族的代表性；而回族服饰在很多人眼里就却成了宗教人士才戴的那种白帽、盖头、巴服、长袍（扯淡，那是回族服装吗？），而真正的回族特色服装却遭到了所谓“虔诚宗教人士”的排挤；回族所谓的音乐歌曲更是没有了民族特色！

回族的语言因为宗教的关系使用最多的却变成了阿拉伯语（起码在很多外族人看来是这样的）！

纠其原因，从下面历史事例可见一斑：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后，中西亚广大地区、各个民族原本发达的音乐文化，就随着伊斯兰教的逐步渗入而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正像埃及学者萨米·哈菲兹痛心地描绘的那样，穆罕默德终日热衷于传教，为把伊斯兰教传遍全世界而奔波。

在这个大转折时期，音乐几乎销声匿迹，加之以前人们没有重视音乐史料的积累和保存，前期的大部分歌曲从此失传，剩下的不符合教义的歌曲也被禁止了。

“当伊斯兰教传遍阿拉伯半岛的时候，很多从前的艺人放弃了手中的乐器，开始专一研究新的教律——古兰经。一些地区的官员也开始严禁音乐活动和歌咏，说这些活动扰乱穆斯林虔诚的心灵，毒害他们廉正的德性。与此同时，流言蜚语甚嚣尘上，“首要的恶魔是唱歌的人”之咒骂声到处可闻。”（见萨米·哈菲兹着《阿拉伯音乐史》

又据《新唐书·大食传注》记载：“《米失戛特》卷22第九章云：纳非尔与伊本奥玛尔在道上闻乐声，奥玛尔以指塞耳，趋于道左，纳非尔问故，奥玛尔答曰：‘当我幼时，曾一时侍圣侧，闻管乐声，至圣即以指塞耳也。’”

音乐对人类生活起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人类的共识，但在这里却成了首要的恶魔！
也许当时只是为了禁止一些不健康的歌曲，但事实上却是几乎什么都没留下来。

这怎能不让人痛心呢？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谎言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掩盖一些事实和编造事实，没有事实，也要强加给你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重复了几千几万遍后，使大多数人深信不疑。


种种迹像表明，明朝建立的同时也是明教（波斯摩尼教）的消亡、在几乎所有的回回人中大举推行伊斯兰教的开始，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内幕和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成为过全部回族人的信仰，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
回族做为一个民族，必然有着相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为基础。

追宗溯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当代回族不是波斯民族、突厥民族、犹太民族，更不是阿拉伯民族，当然也不是汉族，我们是回族。

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并成长起来的民族，中国是我们的母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本民族的特色，同时本民族的文化也影响了其他民族。

伊斯兰教在回族人的历史和生活中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王宗载的《四夷馆考》中说到：“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天方”指的是伊斯兰教起源并盛行的西亚阿拉伯地区(如沙特等)，回回主要指地是古波斯和中亚一带。

这句话把“回回”与“天方”分开，可见回回并非阿拉伯，起码阿拉伯成分是很少的。

可见当今回族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表现方式不是来自近代阿拉伯的各种宗派或组织，而是主要来自于古代波斯、中亚突厥诸族、犹太、阿拉伯等民族的风俗，在历史的发展中糅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国回族的特点。

近代一些人从阿拉伯，甚至巴基斯坦、印尼、马来等与回族历史起源毫不搭界地区引进来的几经分裂和演变后的各种教派、信仰理念等，那些与我们回族有什么关系？

首先，那些是教派是宗教界的东西，和民族无关。

其次，退一万步来说，那些教派也是回族形成后的近代国外才有的，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和所起到的作用不但对回族没有一点好处，反而是与回族相对立和冲突的。

然而，回族的风俗却被某些新新宗教人士们错误的以近代国内外各种宗派标准去衡量，进而污蔑成是汉俗，以此诱使一些回族人对真正属于本民族的文化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


正是在这类宗派人士对大众灌输的错误舆论中，致使一些回族人错误得把当代国外的某教派宗旨认为是回族的标志，本民族中很多传统习俗是错误的、应该革除的… …，稀里糊涂就充当了挥刀自宫的角色，可见始作俑者的用心是多么的卑鄙和无耻，一些回族人是多么的愚蠢至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888年后（清光绪十四年），甘肃临夏地区东乡族的马万福创立了伊赫瓦尼派，该派除了在东乡族、汉族等人群中大举推广、吸收了很多信徒外，也在回族中推广（很明显，这些东西和回族无关，与回族的形成和历史更无关）。

该教派主张“尊经革俗”，所谓的尊经革俗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让各族信众按照他们对经典的理解剔除本民族文化而转变成该派的信徒。

保持本民族文化习俗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把这类宗派主张改头换面后凌驾于民族之上，让民众进行自我阉割，自然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各种离奇荒诞的矛盾，更不要说比这还要荒谬的三抬、这个耶、那个耶等等了。

对于非从事宗教职业的普通大众来说，变成任何一个宗派的纯粹教徒和彻底被汉化，都意味着对本民族的背离，国外近代有几百个教派，水火不容、挂羊头卖狗肉的比比皆是，全引到中国来改装后进行传播不是找病吗？

试想，假如中国佛教界的和尚们也如此炮制，把从当代印度引进的某派佛教主张当作衡量和改造汉族、藏族、傣族等民族的标准，要求他们都要像印度某派和尚一样穿袈裟、剃光头、每日念经拜佛、庙中修行……，否则就驴唇不对马嘴扣上背叛民族的帽子会是什么样？


完全做到那些的人还能算是某个民族一员吗？


要是再以李XX所宣称出自佛教的FL大法为这些民族的标准是不是更热闹？

在当代中国，某些宗派人士，尤其是一些各族宗派传播者，在宣扬中国穆斯林（各族信仰伊斯兰教者）丰功伟绩时，往往都是毫不客气的把属于回族的杰出人物、事件等一股脑儿当作素材来标榜，远到爱薛回回、米芾、李珣、萨都剌、亦黑迭尔、海瑞、郑和、冯国用、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蓝玉、沐英、冯胜、邓愈、李文忠、华云龙、哈攀龙、萨镇冰、左宝贵、白彦虎……，近到刘清扬、郭隆真、马骏、回民支队、马国琳、马银贵、马少敬、马本斋、杨靖宇……各科学院院士，甚至一些军政回族官员等各种回族杰出人士都成了他们借以宣扬宗派思想的利用工具，在此我忍不住要问：这些回族人中哪个符合你们所要求的宗派标准？


假如他们不是名人的话你们会以惯用的信仰为借口侮辱他们吗？


做为有信仰者用这种自相矛盾的方式为各自的宗派贴金合适吗？

你们的原则是什么？

先不说回族普通人士，老辈回族中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士有几个不是被你们骂的狗血淋头？

如果你们真还有点儿人味的话，从看似符合你们主张的各族信徒中找啊？

可惜，除了几个善于拉帮结派、为私欲挑拨矛盾仇杀、压榨各族信众，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所谓“圣门弟子”外，几乎没有别的！

你们凭什么用回族人物为各自标榜？

这种做法更加证明了你们的虚伪和无耻。
回民支队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回族尊严、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的时候，你们知道某些自诩为所谓的“真正回民”的人在做什么吗？


他们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处处捣乱、在日本鬼子的指使下企图建立伪“回回国”。


组建回民支队的先驱者之一刘文正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他是在某地一新派清真寺中被一伙乡佬（大概是6个）暗杀的。

一个身经百战，在抗日卫国和民族解放战场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勇往直前的热血回族青年却惨死在他们手下，我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再拿馒头去蘸刘文正的鲜血去给儿子治病！

知道很多回支老队员最心痛的是什么吗？

不是战争的残酷、不是条件的恶劣，而是被那些躲在大后方做美梦的所谓真正“回民”们到处散播“回民支队”的人不是“回民”之谣言！

当然，此处的“回民”一词指的既不是清代以前的回回，也不是当代的回族，而是民国时期宗派教徒的意思，但很多人会因此而理解为回民支队的人是假回族。

每次听到老队员们这样的叙述，我的心就像是在流血，同时也能感受到老前辈们没有表达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悲愤和伤感。

很多人只看到了回民支队的辉煌，知道这支回族队伍百战百胜，却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多少令人痛心的故事？

队伍的成长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背负着多少屈辱？

承受着多少压力和诽谤？


我想这也是马本斋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此外，民国时期成立“回族青年会”的马汝邻、薛文波、闪克行、马焕文等也遭受过同样的屈辱，这样的回族人还有很多，但是如今有几个人还能记得他们？

让真正的回族人为那些真正为民族解放、为祖国尊严而战的英雄们喝彩吧！

事过境迁，以往某些诽谤侮辱回族人的宗派人士们摇身一变，在表面上开始大肆宣扬回支队、刘清扬、郭隆真、马骏、马本斋等等是中国穆斯林的骄傲，但也会在背后也冷不丁的放出两句他们是假回民、走狗等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的网络生活，由首次知道竟然还有“回族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一说的滥言以及随之感受到的惊讶和气愤，直到后来了解了某些人借宗教之名侮辱回族；借回族之名做掩护宣扬各种宗教派别……，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些人崇洋媚外、卑鄙无耻、毒如蛇蝎的丑陋面目。

这些人想着今世财源广进、死后还要升天堂……你们它吗的做梦去吧！

天堂要是能收留你们这样的人，那猪狗都可以进出！

阻碍各路各族“神棍半仙”们实现美梦的最大力量就是回族，所以他们要迫不及待、不择手段、与良心正义而不顾去组织和实施瓦解回族的计划，形成铺天盖地般的谎言攻势，他们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我佩服各路始作俑者的煞费心机和无耻，猥亵阴暗地导演地一场场“雀巢鸠占”地把戏，拉拢操纵各种势力（除了回、撒拉、东乡、维、藏等外还包括一些居心不良的汉、满等信徒），企图用各种所谓的“真正伊斯兰教”教义全方位的覆盖到回族身上，忘乎所以的企图让回族反感、抛弃自己民族的一切，变成各种类型的清教徒，想把回族的一切用宗派、甚至邪派的东西来代替，来达到各自想要的各种目的。


常常遗憾的看到，这些人把回族的清真饮食传统等同与伊斯兰教教徒的饮食禁忌；把回族传统的婚姻习俗与穆斯林的婚姻准则相混淆；把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稍加改头换面就楞说成是回族历史；把历代回族英雄人物不分青红皂白的统统称为穆斯林的骄傲；明明是他们蓄意混淆了民族与宗教，却还反咬一口说别人要分开；明明是他们把各种伊斯兰教扣到回族头上，却还要倒打一耙污蔑回族人把宗教据为己有……！
多麼荒謬、無恥和不負責任的作為！

多么荒谬、无耻和不负责任的作为！

和尚喇嘛们把汉、藏、蒙等民族的人统统称为过佛教徒吗？


老道尼姑们把汉族英雄霸占为是本教的骄傲吗？

基督教的牧师们把各族信徒的称为过基督教徒的英雄吗？

回族人不是教徒，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着丰富的民族历史和辉煌，这些不但需要传承和保护，而且还需要不断的续写、完善和创造。
這不僅是回族的需要，也是中國乃至世界民族優秀文化得以保護、傳承的需要。

这不仅是回族的需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保护、传承的需要。

说这些绝不是否认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当今大多数回族人的生活习俗中有伊斯兰教的因素，但那是有限的，而且多是以本民族风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相信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回族同胞都从内心里虔诚的敬畏着真主，在保持民族气节同时，以信仰和世俗社会提倡的人类共有道德观、进取精神等警示和要求着自己，坚持着具有回族本民族传统的理智信仰方式。


民族是平等的、信仰是自由的，不论是福建等地信仰佛教的回族人，还是内蒙古等地信仰喇嘛教的回族人，还是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回族人，都是平等的，不管各占多大比例，都不能无视其存在和感受。

我们无意贬低任何一种宗教或宗派，也不提倡过多的去评论和评价，但前提是这些宗教或宗派的人士们要尊重回族的史实和现实，不要对回族搞“鸠占雀巢”那一套把戏。

总之做为回族人应该在各方面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一个因任何一种信仰（或宗派）而忘记、背叛自己母族的回族人，丝毫不比一个汉化的回族人光荣，甚至还不如后者。


附网友评：

http://www.huizucn.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12回族在线

回族已经是多元化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共产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信仰无神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回族佛教徒、回族基督教徒的的不断涌现体现了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决策。回族可以是党员、回族也可以是佛教徒......


回族佛教网站体现的是回族人也有宗教信仰自由。不是极端分子认为的那样只有信仰伊斯兰才是回族的狭隘观点。
回族佛教网站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的。

好好好好好[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