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回民、回回、回回人，是回族人至今还沿用的称呼，“回回”一词使用的年代较为久远。和很多民族一样，因为年代的不同、语言甚至口音的差异，外部对回 族以及其先民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如果不进行多方位了解，很容易得到片面的认识。本文将结合古今中外史书记载、民间大众话语流传等方面，对“回回”一词的起 源和所指群体做个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汉文史料中与“回回”相关的称谓和演变过程

说起“回回”须从隋唐时期的胡人、蕃客、胡商说起，当时的“胡”和“蕃”虽然从字面理解上范围比较广，但实际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人群（可参见 《太平广记》等唐代的记载），这些胡人有侨居也有定居，定居所住的地方叫“蕃坊”，这就是回族习惯把聚居地称为“回坊”的来由。侨居的则来往于丝绸之路和 香料之路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商的胡人蕃客，会选择寒冷季节到来前赶回去，气候转暖时再回来。回族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是被汉语人群称做“回”或“回回”的 原因，多少带有嘲弄的意思。国内史学界则多认为是“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异写或音转。唐代的在华胡人中，还有波斯和中亚小国的一些王族和平民，他 们是为躲避阿拉伯人的侵略，逃亡而来。《四夷馆考》中说到：“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

元代之前，“回纥”、“回鹘”和“回回”，这三个词在的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是同义词，在不同作者的汉文史籍中通常是交替混用，所指囊括了西 域、漠北胡人直至中亚和波斯一带人群，用回回一词称呼来自回鹘地带还往西的人则显得更多一些。宋元时期，分布在中东部的回回（粟特、犹太、波斯等胡商成分 较多）以及部分回纥、回鹘被称为回回人；而分布在漠北一带的部分回鹘、回纥或回回，则联合当地一些民族西迁后形成畏吾儿，还有的发展成为塔吉克、乌兹别克 等西域民族。此际，胡人、回鹘、回纥这类称谓，在史书记载中基本消失。“回回”一词明朗起来，在官方的诏谕和汉文记载中凡涉及到民族的一般为“蒙古、畏兀 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这类字样。

自此（元代），“回回”在官方或汉语史籍中除了指已经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回回人外，通常也指的是比“畏吾儿”更西的人群，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葱岭以西、黑 海以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宋元以至明清期 间，除了明代的撒拉等族外，凡是从这一地区入华的商人、工匠、军士、学者等几乎都自然的归入回回人里。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带分分合合，时而统一为一个国 家，时而分裂为诸多小国，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在语言和文化的细部上存有差异，但整个文化面貌和人种上则大体一致，也都有禁食猪肉等古老的西域民族传统； 回回人没有统一的信仰（祆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教、萨满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但在多数外部人看来，这些宗教并同回族风俗表现出来后的形式大同小异。

花刺子模(元时回回国)武士装束（乌孜别克斯坦和前苏联资料）

明代，“回回”和“色目人”在汉文记载中并用，如《大明律》有关律条正文下面的纂注中，通常有“色目即回回”的释文。但也有使用“回辉”的现象，如 呼和浩特清真寺清真寺内存有“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也有“回辉氏”一语。明万历四十一年的北京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 中，回族自称为“回回”，这是目前为止回族人以回回自称的最早证据。当然，实际回回做为自称的年代肯定比这要早的多，只是由于相关历史文物、记载被毁坏和 篡改掉了，也和各代封建统治者的文字狱有直接的关系。

回族一词做为民族称谓，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现在清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的迁徙时写道：“哈密夷人于故 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族。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 其人”。再往后的年代，“回族”做为民族称谓使用越来越普遍，仅在官方记载中的例子就不胜牧举。
二、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俄语等西方语种对“回回”称呼

回回，是汉语、汉人主要对“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地带人群的称呼，在蒙古语中则另有叫法，蒙古语一般称回回为Sarta’ul，汉语译音为：撒儿塔兀勒 （回回人的统称），单指回回男性则用“撒儿塔黑台（Sartaqtai）”，若单指回回女性则用“撒儿塔黑臣（Sartaqcin）”。原文词根 Sart（撒儿塔）在中亚的各种语言中为“商人，或者与突厥人不同的波斯人”之意，此处的"波斯'不是当代狭义的伊朗，而是涵盖了“东伊朗（火寻、粟特、 怛罗斯、大宛、月氏、吐火罗等）”在内的广大区域，自然也包括该区域内的犹太人、吉普塞人等。Sart在察合台文献中意思为“不能听懂突厥语的波斯人”。 学界也有说法认为沙陀也是Sart的另一种称谓方式。

"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示意图 图中的"帕米尔"即"葱岭"

与撒儿塔兀勒（回回）一词相对应的阿拉伯文则是a‘jami，意为“非阿拉伯人的波斯人”。

《史集》是波斯伊儿汗国宰相“拉施特”主编的波斯文文献，史料价值极高。在波斯文的《史集》中，与蒙古文撒儿塔兀勒（回回）一词互译的是“tajik”， 中国史学家将其译为“大食”，很明显tajik译为塔吉克更为恰当。这里的大食是经过几番演变后的称谓——大食最初是汉语称呼阿拉伯人所用，当波斯被阿拉 伯人侵占后，波斯人也被称做大食人；阿拉伯继续侵占中亚地区后，该地区的波斯语系民族和突厥人也变成了大食人。当然，此时的大食早已不是阿拉伯人的概念 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回族人物是大食，但实际却是布哈拉、塔什干或马什哈德人了。

回纥人、波斯人、普图什人

17世纪后，回族在中亚地区被称做Dungan (东干)，这一称谓起源于中亚突厥语言的诸民族，TUNGGAN这一名称是由TURUP QALGHAN(站下来的，住下来的)或Dongel（意思是回来）演变而来，与古突厥语里的“豹子”发音近似，用汉语的理解就是“回族”。俄语也沿用了 这一词汇，用“Dungan”一词做为回族称谓，可以确认在1819年就已出现（1819年《西伯利亚通报》刊载的普季姆采夫在1811年从布赫塔尔敏斯 基到伊宁市的游记中）；在英语、德语里1830年代也相继出现。此后，“Dungan”在突厥、俄语、英语和其它西方语言中用来指代中国境内外的所有回族 人。多数情况下是"Dungani"或"Tungani"，有时也用"Dungens"或"Dungans"。

中国国内一些民族对回族也有不同的称谓，如四川彝族称回族为“Maja”（马家，回族多姓马有关）；云南的佤族、傣族称回族为“Basi”（帕西，意为波斯。）

三、历史各代的“回回”信仰状况

从民国至今，通常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回族历史方面的书籍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回回等同于穆斯林，而且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极力强调这一点。显然这是巨大的错误，非常片面的理解，丝毫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更不符合历史。

大量史料记载和文物足以证明，隋唐时期从海或陆丝绸之路入华的蕃客、胡商、回纥、回鹘、回回，所信奉的主要是三夷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其次还有佛 教和犹太教，甚至还有萨满教。当时的蕃坊或蕃巷内建立的是波斯寺、祆祠和大秦景教寺，并非回族史书中所说的伊斯兰教寺院（传言中的西安唐代清真大寺其实为 明代所建）。而且唐政府也不准汉人信奉这些外来宗教，胡人也不对外传教。国学大师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云：“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 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当然这一时期也有少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但有关史料显示，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属于什叶派和苏菲派。

宋元时期，把历代从波斯一带入华信奉犹太教的回回人称为蓝帽回回、术忽回回、青回回、真回回等，还有绿睛回回（阿速回回，信奉景教）、啰哩回回（吉普塞回 回，信仰比较复杂）、回回僧（摩尼教或佛教）、爱薛回回（信奉景教）等，仅从这些回回名称中就可以证明“回回等同于伊斯兰教徒”属于误传了。此外，宋代道 教四大天师之一的萨真人萨守坚，也是回回人。所有这些宗教的特点，在清末民初时期回族人使用的汤瓶牌中多有体现——

《大元马政记》中记载：1265年，忽必烈在一份诏谕中说：“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 回回……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其中的“答失蛮”是波斯语Dānish-mand“有知识者”之意，各类汉语书籍史料中认为，“答失蛮” 除了回回人名字中使用外，也是元代伊斯兰教士的称号。答失蛮属于回回人群体，但皇帝诏谕中把“答失蛮”与“回回”并列起来，显然，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宋代还有很多与回回僧人相关的文学作品，甚至还有以回回僧为名的诗作：

《回回僧》宋代  陈某

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
赤脚行霜地，腥身礼月坛。
儋斋犹买肉，挂帛不遮寒。
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

当时描写回回人的文学作品中，多与僧、酒、识宝、鬼怪狐仙等有关，几乎看不到有伊斯兰教的痕迹。流传在民间的戏曲和艺术中也是如此，如以回回人为题材的戏 曲《赏黄花浪子回回》、《回回梨花院》、《丁香回回鬼风月》、《马木黑当当》、《舞回回》、秧歌剧目“闹回回”等。

起源与隋唐或更早时期回回舞狮（五方狮子舞），在中国各地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把手持绣球引逗狮子的人，叫做“回回”、“胡人”、“达摩”等（《洛阳伽蓝 记》中记载达摩是西域波斯国人）。中国没有狮子，国内的狮子形象皆从古波斯传入，汉语中“狮子”一词也是来源与吐火罗方言，可见舞狮子是由回回人传入的。

流传于山东冠县民间的降狮舞有简单的情节：讲述一个回回，为了为民除害，手持灵芝草、倒心钩和八卦阴阳旗，追踪并降服两头歹兽的故事。

江西赣州一带的席狮舞蹈由五人组成，三人分别负责舞狮头、狮身和狮尾，外加两人一前一后负责引狮、逗狮、开路等舞蹈表演，这两人当地称为“回回”。“回回”走在前面的戴着沙和尚的面具。

贵池傩舞《舞回回》有五种类型：胡人醉型，胡人舞方型，胡人舞狮型，胡人勇武型，还有一种为胡人献宝型。

河南郾城繁荣舞狮，其中引舞的和尚又称大头回回；河南三门峡渑池狮队表演时，有1至2人扮作武士持彩球逗引狮子活动，群众称武士为“回回”；江西信丰县的 犁狮舞蹈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逗狮人也叫“回回”。登封狮子舞中的回回是一副武士形象，由身手轻捷，跑跳灵活，武术基本功扎实者担任，舞狮过程 中要做多种难度的武术造型，并通过矫健的动作和响亮的口号与狮子交流感情，逗引狮子做出各种动作……

无论流传在各地民间与回回有关的艺术，当前存在于哪些民族中，但表演的过程、人物、对白、唱词都和历史上真实回回人有关，一定程度反映出了当时回回人外在形象以及信仰等特点。

“回回”一词转变为与伊斯兰、穆斯林有关，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担心明教的存在会对以后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下令，除国号外，一切与明 教有牵连的事物全部更改，不准任何人提起，“为首者绞”。皇帝禁绝明教的同时，在回回人全面中推行另一种回回宗教——伊斯兰教，当然，当时并没有伊斯兰教 这样的叫法，而是和明教、犹太教等统称为回回教、回回教门（称为“回教”则是民国以后）。鉴于皇命的不可违，各地掀起了一股回回人寺庙重修、改建之风，捣 毁佛像、修改碑文……虽不彻底，但过后也是面目全非。随后，《回回馆译语》中也将“回回”翻译为“母苏里马恩”，据说是波斯语对“穆斯林”一词的读音。显 然这种强搬硬套的官方译法和当时统治者意愿有直接的关系，遗憾的是回族大众似乎并不认可这个称呼，一直到到当代大多数回回人还是以教门人、回民、回族自 称，回族人生活中依然继承着大量非伊斯兰教，属于本民族的古老传统。

清代著名中国看世界的先驱学者梁廷枏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对回回的解释为：“合观诸说，则末尼本同回回，而回回本同景教…。”

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杭世俊等学者也直言景教、摩尼教属于回回。（景教即大秦教；摩尼教也称波斯摩尼教、末尼教，宋代也称明教、明尊教等）

民国时期的回族阿訇哈德成著有《回回教与摩尼教》一书。

在史书记载民间的应用中，类似回回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先民来自西域，所以回回人历来是个宗教性比较明显的族群，但这种宗教性绝不仅仅是近 代伊斯兰教所能概括的，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民众宗教的的限制、打压甚至禁绝，回回人不得不在吸收各种宗教的优点的同时，采用类似与借尸还魂的方式继承本民族的文化。

 

作者:文智

达摩之籍贯及种姓

关于达摩之籍贯以及他的种姓，禅宗诸书亦传说不一，据《洛阳伽篮记》称他为、（‘波斯国胡人也”； 《开元释教录》卷第六引菩提流支传亦谓： “西域沙门达摩者，波斯国人也”。而《续高僧传》则谓： “南天竺婆罗门种”。但《历代法宝记》却载： “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禀师氏于言下悟，阐化南天，大作佛事”（《大正》101册180下）。此中未载那一国王名。到了《景德传灯录》即载有其国王名，谓： “菩提达摩，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这里“香至”是国王之名，或国名不能确定，可是《传法正宗记》卷第五中所载之文则明显完整指出： “菩提达磨尊者，南天竺国人也，姓刹帝利，初名……父曰香至，盖其国之王，达磨即王之第三子也”（《大正》102册739中）。日人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三页引《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弟子昙林序》载：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也”。古印度对于四姓阶级分得很清楚，唯刹帝利族统治国家，婆罗门只管祭祀事，何况是大婆罗门怎称国王? 。

上述达摩之籍贯，最早史料谓： “波斯国人”，而道宣之《续高僧传》以后诸书均谓：“南天竺人”。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既称为“波斯国人”，就不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如果是“婆罗门种” ，就不可能称为“香至王子”；王子乃是“刹帝利种”，不可能是“婆罗门种”。凡此诸说，初谓： “胡人”，后称：“王子”。（罗香林之《唐代文化史》）《旧唐书·僧神秀传疏证》谓： “达摩后称‘碧眼胡僧’，作者意谓： ‘波斯胡人’一说，实较可信”。他根据： “冯应榴《苏诗合注》，卷七

‘赠上天竺辩才诗’， ‘碧眼照山谷’句下，冯注引宋施顾注，谓： 《高僧传》，达摩大师，眼绀青色，后称碧眼胡僧’。又云： ‘榴案，又见

《祖庭事苑》。按《祖庭事苑》，宋释善卿编（日

《续藏经》第二编第十八套第一册），是宋时固以达摩为‘碧眼胡僧’也。唐时印人是否碧眼，今不可考，波斯人则至今尚碧眼也。杨街之着《伽蓝记》时，与达摩人华相去不远，所记‘波斯胡人’一说，较后起诸说为近实际，而宋人所称

‘碧眼胡僧’，亦与波斯人种暗合，故谓达摩为波斯胡人。作者认为实可信也

饮酒学汉人的真回回

请注意蓝色的文字。 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改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入为燕京断事官。宪宗即位，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迁燕京路总管，多惠政，擢采访使。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乏。 世祖即位，立十路宣抚司，擢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皆降制奖谕。至元元年，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出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中书以闻，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七年，分镇四川，宋将昝万寿拥强兵守嘉定，与赛典赤军对垒，一以诚意待之，不为侵掠，万寿心服。未几，赛典赤召还，万寿请置酒为好，左右皆难之，赛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复言未可饮，赛典赤笑曰：“若等何见之小耶。昝将军能毒我，其能尽毒我朝之人乎！”万寿叹服。八年，有旨：大军见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于是赛典赤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二十八艘。寻命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 十一年，帝谓赛典赤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遂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赐钞五十万缗、金宝无算。时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具甲兵以为备。赛典赤闻之，乃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请曰：“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王闻，遽骂其下曰：“吾几为汝辈所误！”明日，遣亲臣撒满、位哈乃等至，赛典赤问以何礼见，对曰：“吾等与纳速剌丁偕来，视犹兄弟也，请用子礼见。”皆以名马为贽，拜跪甚恭，观者大骇。乃设宴陈所赐金宝饮器，酒罢，尽以与之，二人大喜过望。明日来谢，语之曰：“二君虽为宗王亲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议国事，欲各授君行省断事官，以未见王，未敢擅授。”令一人还，先禀王，王大悦。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 十二年，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又奏：“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十三年，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 郭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 有土吏数辈，怨赛典赤不已，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帝顾侍臣曰：“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脱其械，且谕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诉我专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赎乎？”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交趾叛服不常，湖广省发兵屡征不利，赛典赤遣人谕以逆顺祸福，且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典赤郊迎，待以宾礼，遂乞永为籓臣。萝盘甸叛，往征之，有忧色，从者问故，赛典赤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师次萝盘城，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赛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谕之。萝盘主曰：“谨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诸将奋勇请进兵，赛典赤又不可。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赛典赤大怒，遽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命左右缚之。诸将叩首，请俟城下之日从事。萝盘主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国出降。将卒亦释不诛。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赛典赤居云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阐北门。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齐绖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号泣震野。帝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西域最大的古城：高昌古城

高昌，曾是车师前部的领地，史载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以求汗血宝马，然军队疲惫不堪大败而退，汉武帝大怒，下令不许汉军东返，进玉门关者杀，于是这支队伍来到吐鲁番，他们见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天山雪水，李广利当即决定将军中病弱疲惫的伤员们集中起来在这里屯田。从此，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 来。此后，高昌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日益发展繁荣，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壁”，汉人与汉文化随之涌入。

高昌古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即“王城”之意，因为此城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都城，故名。它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它位于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重要门户。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故城轮廓清晰，城墙气势雄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高昌古城

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为“丝路”重镇。于公元14世纪毁弃于战火。1961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昌古城规模宏大，城郭高耸，街衙纵横，护城河道的残迹犹存，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分内城、外城、宫城三部份。外墙基宽12米，墙高11.3米，全城有九个城门，其中南面有三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两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 外城西南和东南角保存两处寺院遗址，其中西南角的一所寺院，占地约一万平方米，由大门、庭院、讲经堂，藏经堂、大殿、僧房等组成，东南角的寺院尚存一座多边形塔和一个礼拜窟，是城内唯一保存壁画较好的地方，内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规则的方 形小城堡，当地人称“可汗堡”。北部的宫城内仍存许多高大的殿基，从此可以验证当时有高达四层的宫殿建筑物。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它既是经贸活动的集散地，又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荟萃地。当时波斯等地的商人，从他们国家带来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高昌传入内地。当时的居民先 后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高昌成了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公元629年，为了提高佛教学水平，29岁的玄奘，不畏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高昌王国鼎盛时期；还孕育了丰富的高昌文化，成为高昌的珍贵遗产。麴氏高昌王国十任国王都是汉人，因此汉文化对高昌的影响显而易见。在高昌，汉魏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在当地汉族人叫三堡的地方出土的《尚书》、《诗经》、《孝经》以及大量壁画都反映出高昌的主流文化非汉文化莫属。

更为重要的是，汉字作为各种官私文书的书写文字被高昌充分予以吸收，令人注目的阿斯塔那墓中还出土了让世人惊叹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均为人首蛇身，伏羲左手执矩、女娲右手执规，二人相向而拥，下部为交缠状，周围饰以各种星相图。这与中原地区发现的伏羲女娲图是一致的。但高昌毕竟属于杂胡地带，车师、回 鹘、突厥以至后来的吐蕃、蒙古等多民族杂居，因此当地人会数种语言，语种形态丰富而有趣。

伏羲女娲图

此画表现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的形象。

此外，高昌人的服饰也十分讲究，据隋、宋史书记载，高昌人讲究服饰，男子穿胡服缦裆裤，“伏剑骑羊势猛烈”；妇女短袄华裙珠玉链饰，多美艳。高昌人还善 美食，擅制作各类面食和牛羊肉，吃法花样很多。驰名中外的高昌古乐，更是以浓烈的异域风情和丰富的艺术语汇在汉唐流行，被列入唐10部大乐之中。可以这样理解，高昌故城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文体底蕴，使之成为代表西域历史的典范和标本。

二、险成玄奘岳丈的高昌王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故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之前，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曾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 获朝廷批准。这就是说，后来名扬天下的大师，当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偷渡犯。没有唐朝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唐僧曾被唐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玄奘法师像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祎。
除了面对官府的层层盘查之外，玄奘还要面对关外漫漫黄沙。一路上为他做向导的胡人，后来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他送个玄奘一匹识途的老马，并告诉他，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值得凭借着自己 的信念坚持行走，但是终于还是昏倒在老马身上，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终于走到了那一小片绿洲，这就是富饶的高昌国。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 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见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高昌王每日在三百弟子面前跪地当凳子，让法师踩着他的背，登上法座讲经。

但是玄奘并不想在高昌国长期逗留，他对高昌王的盛情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他一定要远赴印度寻求中国佛教经典里阙失的经文。大臣们为了挽留玄奘，也想出了一个计策：让玄奘成为国王的女婿。但玄奘却再次委婉的拒绝了高昌王。

高昌王见玄奘竟然置他的恳求与不顾，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威胁玄奘说：法师面前有两条路，或则留下，或则回国，请法师三思。玄奘毫不犹豫的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到了第四天，他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高昌王极为震惊，于是请求玄奘进食， 恢复身体，继续西行，不过他诚邀玄奘从印度回来的时，在高昌住上三年。玄奘深感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答应他归来再访，并与高昌王结为兄弟。高昌王决定请玄奘升座讲法一个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临行前，高昌王为玄奘写了24封致西域各国的通关文书，还赠送了马匹和25名仆役。出发那 天，全城夹道相送，高昌王麴文泰抱住法师失声恸哭，亲送至100里外的交河城，才依依惜别。

三、破译“吉利”古钱密码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这种钱币迄今只发现很少的几枚，重12克左右、隶书旋读、古朴苍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有实物。高昌吉利古钱以其质朴敦厚的钱貌让人感受到西域古国浓郁的少数 民族气氛。扑朔迷离的历史与残存遗留的旧址引发人们陷入怀古幽思之遐想。

1973年前后，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其中除了古代官私文书、丝、麻、棉、刺绣、毛织品、绢画、壁画，各类彩色泥塑、陶制品、木器、漆器、铁器、石器、钱币，以及各种作物果品和面食点心外，还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钱，特别引起钱币学家 们的关注。该钱与黄文弼先生过去在吐鲁番收集到的那一枚相同。此钱在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与此同时，该墓还出土了一块唐代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墓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该钱应铸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从而，为我们解决了“高昌吉利”钱长时期来的某些疑问，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高昌吉利”钱是唐贞观年间高昌国当时行的一种货币，有大样、中样、小样等多种版别。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 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麴文泰铸造钱币的目的，首先是铸造钱币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其次，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四、被战火毁掉的城市

高昌的一切终于消失，如同每一个被建立起又毁灭掉的城市。在被人们遗忘千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具有德俄混血统的雷格尔是最早向世界发布高昌古城消息的人，他在1775年后来到吐鲁番，带走了最初的有关高昌古城的资料。1902年，42岁的勒．柯克参加了第一次德国在吐鲁番一带的考察发掘，几 年后，他又亲率探险队再次深入高昌地区，带走了大量的文物珍宝，成了取走最多中国古代文物的外国探险家。高昌古国是怎样灭亡的呢？

高昌壁建成后便成为戊己校尉的治所，引来了一批批的汉军驻扎。到了东汉时期，作为屯军驻地的高昌壁渐渐被高昌垒所代替。高昌无论是作为壁或是垒，都以驻军为主，所以整个建筑都保持了浓厚的军事色彩，在它的废墟上，还能看到城堡、壁垒和筑建的工事。东汉后期，高昌不再作为神秘换防的军事营地，已发展成一座 拥有相对固定人口的城市。
公元448年，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兼并了车师前国，在高昌立稳了脚跟，第一次统一了吐鲁番地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王国。从此高昌从郡过渡到国，其建制也向国的建制转变。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开始了改天换代的新纪元。公元640年唐统一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五县，高昌自此进入了繁华昌盛的最佳时期。 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了回鹘高昌王国。

随着铁木真的崛起和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发动了规模巨大的西征运动，征服了从蒙古高原直至中亚的广袤地区，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见时机成熟，便于1209年谋杀了西辽王朝驻高昌的使者，正式脱离了西辽的监护，归顺于草原上新兴起的势力强大的蒙古帝国。《蒙古秘史》记载 了亦都护归顺成吉思汗的过程：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来成吉思处说：“俺听得皇帝的声名如云净见日，冰消见水一般，好生喜欢了！若得恩赐呵，愿做第五子出气力者。”成吉思说：“你来，女子也与你，第五子也教你做。”于是“亦都兀惕”将金银珠子段匹等物来拜见，成吉思遂将阿勒阿勒屯名的女 子与了。

高昌都城虽然保住了，但高昌回鹘王国从此一蹶不振。从1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1308—1318）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为了躲避叛乱势力，元朝大汗忽必烈决定将高昌“亦都护”治所从高昌迁往哈密。可不久哈密城被攻下，高昌“亦都护”率部逃入嘉峪关内，高昌王国 也已名存实亡。

察合台汗国建立后，首领秃黑鲁．铁木尔汗首先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他统治下的察合台汗国，也就成了伊斯兰汗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借力征战，终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而落入“圣战”者手中的高昌城也在战火洗礼中变成了一座废城。

虽然一座城消失了，但气势和规模还在，在故城里徘徊，可以想象昔日鼎盛时的旗帜飘扬，战马嘶鸣的景象。一场场的战火结束了，那些远去的灵魂还在怀念昔时的繁华，可我们只见到这样的废墟。孤凉的楼台遗迹好象还有王家游宴之盛，模糊的壁画佛影似乎犹闻梵呗齐鸣，残损的高城厚壁仿佛还在藐视千军万马，蒙尘的里 巷民宅犹自回荡百姓的喧嚷……

 

回族佛教评：不可否认回汉同源。高昌国即是汉族人与少数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就是今天回族人为何面貌和汉族人差异不大的原因。高昌国王是汉族人。国民却包括汉族吐蕃维吾尔蒙古等等民族的。从高昌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今日的回族实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融合的结果。回族先辈原本信佛从高昌国已经体现了。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也实在是被强迫的结果。这也是民国时伊斯兰教会长白崇禧坚信自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的原因。回族人信仰自由，从白崇禧的儿子信佛已经体现了。回族人信佛本来就是回归，凡是真有文化的影响人物，到了中晚年都会信仰佛教。郑和和白先勇就是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