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关键词：西夏；汉传佛教；汉僧；民族与佛教政策

YANG Fuxue         FAN Lisha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00;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llege,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Key words: the Xixia Dynasty；The Chinese Buddhism；Chinese monks；nation and Buddhist policy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率先接受佛教并大力提倡，使佛教在西夏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又对其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党项羌族内徙之前，该民族与吐蕃上层就曾有过密切来往，内迁西北以后，汉传佛教逐渐传入。自德明始，西夏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在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中，绝大部分都译自汉文佛教典籍。至仁孝皇帝时期，西夏的译经活动已基本完成，汉文佛经开始在西夏境内大量的刻印与流传起来。西夏境内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然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目前学界关注西夏的藏传佛教者较多，大凡探讨西夏僧人活动情况的论文，侧重点都是西夏境内的吐蕃或回鹘僧人，对汉僧的问题则鲜有研究。[1]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的汉族僧人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略做探讨。

 

 

党项羌于唐末崛起于西北地区，草昧初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其统治者特别注意向周边民族（如汉、回鹘、吐蕃）的先进文化学习，经济文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至9世纪末，势力进一步壮大，“虽未称国，而王其土”。[2] 至11世纪初，党项统治者独立意识逐步增强，需要一种与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作为其统治的工具，在此情况下，在西北地区长期流行的佛教便成了党项统治者的首选。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党项统治者便率先皈依了佛教。在西夏国于1038年建立之后，佛教更是得到了西夏统治者的推崇，上行下效，很快便弥漫西夏全境。早期，西夏佛教对回鹘佛教因素的吸收比较多。而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极深，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汉传在西域的翻版。[3] 易言之，在西夏接受佛教之初，即已通过回鹘而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在西夏于1038年立国后，回鹘佛教的影响虽然犹在，但中原汉传佛教的影响却日益加强。到西夏国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日渐深入，但汉传佛教的影响仍然很大。

11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末，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于西夏后，河西地区全部沦为西夏的统治范围。由于回鹘较高的文化水平，西夏征服回鹘以后，其民族文化尤其是佛教反而受回鹘影响颇深。

回鹘佛教对西夏产生影响始自元昊统治时期。其第一代君主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当政期间，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1034年，宋刻《开宝藏》传入西夏，元昊遂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特为之建寺供奉，以为译场：“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4] 从上述记载可知，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曾于都城东5里处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高台寺，广泛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

元昊于高台寺建成的第二年（1048年）被杀，子谅祚继位。谅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没藏氏虔信佛教，继续推动佛教的发展。史载：“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5]这些回鹘僧人一方面为西夏王室讲经说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

西夏文佛经的翻译肇始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首倡者是西夏国的建立者景宗元昊，而从事西夏文佛经翻译的主持者则为来自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为首的32位僧俗学者。其中，白法信和白智光二位国师均为来自龟兹地区的回鹘僧人，而其他译师，除西夏僧人外，大多应为来自中原的汉僧，同时也不排除来自印度及西藏的高僧。从1038年始，后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到崇宗乾顺（1087～1139年在位），历时53年，终于在1090年译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共820部，分装在362帙中。后经仁孝等朝校勘，或刻印，或抄写，广施于西夏国中。西夏文大藏经的形成是西夏佛教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这些经典的翻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西夏佛教的内容，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发展，促进了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亦对西夏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现存的汉、藏、满、蒙、傣和西夏六种文字《大藏经》中，《汉文大藏经》形成的时代最早，完成于983年，《西夏文大藏经》次之，完成于11世纪末，而其它几种文字大藏经的形成都是14世纪以后之事，都比《西夏文大藏经》要晚出两个多世纪以上，可见《西夏文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之重要，也由此而彰显出回鹘高僧对西夏文化的贡献之大。

汉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主要集中表现在西夏立国前夕及建国初期。当时，西夏统治者大都虔信佛教，多次积极向中原宋王朝求取佛经。据史书记载，这种求经活动先后达六次之多。第一次在李德明时期。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李德明派遣使臣向宋朝献马七十匹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李德明的请求。[6]

第二次在李元昊时期。景祐元年（1035年）十二月“己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7]

第三次求经发生在谅祚时期。元昊死后，子谅祚幼年继位，母后没藏氏专权。没藏氏十分好佛，执政后花六年时间兴建承天寺，于福圣至道三年（宋至和二年，1055年）落成。是年，宋“赐夏国大藏经。没藏氏因阿讹等还，感‘中国’恩，遣使入贡。仁宗赐大藏经慰之”。[8]

第四次赎经是在谅祚奲都元年（1058年）。西夏因新造寺庙而向宋请赎大藏经，宋约于嘉祐四年赐给之。[9]

第五次求经是谅祚帝亲政后的第二年，即奲都六年（1062年），宋嘉祐七年给西夏的诏书称：“诏夏国主：省所奏‘请赎佛经大藏、签牌、经帙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灵文，以俟至时幸垂给赐，所有旧例纸墨工值马七十匹，续具进止以闻。’事具悉……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经于秘文……其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10]

西夏的最后一次求经活动是在惠宗秉常时期（1068～1086年在位）。宋熙宁五年（1073年）十二月，秉常“遣使进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11]

向中原求取佛经是西夏传播佛教、翻译西夏文大藏经的前提和基础。西夏国的统治集团来自党项羌，文化较为落后，能够精通汉语文者并不是很多。而在汉语不流行的党项族群众中宣扬佛教，若没有西夏文佛经而只有汉语佛经是很难满足信徒之需要的。为了在民众中弘传佛教，西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不久便开始大力着手佛经的翻译。西夏先后六次求取《大藏经》，除了珍藏与供养等目的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要以之为底本进行翻译。

在西夏文大藏经形成之后，汉文佛经在西夏境内仍然很流行，而且社会需求量很大。仁孝时期，由政府频繁组织、刻印汉文佛经，如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雕刻《注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十三年（1161年）刻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1167年）刻印《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罗皇后雕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官方刻经数量较大，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宗开板印造《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共印制两万卷，散施给臣民。[12]乾祐十五年（1184年）仁宗印造《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用“番、汉两种文字印制五万一千余卷，佛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数串不等五万一千余串，普施给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养”。[13]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孝即位五十周年庆典，散施西夏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5万卷。西夏官方刻印、散施汉文佛经数量巨大，说明当时西夏境内汉僧佛教信徒是相当多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除了官刻佛经外，西夏社会中还流行着很多私刻佛经，大多都为汉文。如天赐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发愿刻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已知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时期最早的刻本。仁孝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的《妙法莲华经》为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由宗室提供“日费饮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天盛四年（1152年）所雕《注华严法界观门》则是由邠州开元寺僧人刘德真印施的，其“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的；[14] 天盛十九年（1167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是“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为求得病愈而发愿刻印的。[15]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不仅翻刻汉文大藏经，而且根据实际需要，还用汉文翻译佛经。从新近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可以看到，至少有下列六部佛经属西夏新译而未被汉文《大藏经》收录，它们是：《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K-128）、《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TK-128）、《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TK-165）、《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TK-165）、《圣大乘圣意菩萨经》（TK-145）。[16] 同时，西夏还组织编写、辑录汉文佛经，从而丰富发展了汉文大藏经。《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即为仁宗时兰山通圆国师沙门智冥辑录的佛教戒律集。还有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僧人智广、慧真辑《密咒圆因往生集》经咒礼仪集、夏末元初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所辑《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等都是汉文佛籍。[17]这些现象都足以证明汉传佛教在西夏国地位的重要。

与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要逊色得多，尤其是西夏国早期。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吐蕃与党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18]（1140～1193年在位）才大为改观。 西夏与藏传佛教早有接触，二者的文化关系源远流长。西夏曾掠夺或征服了邻近地区许多信仰佛教的吐蕃人，元昊时期西夏与河西、河湟吐蕃亦交往颇多。尽管如此，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却一直很有限，直到仁孝时期

夏天盛十一年（1159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初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因故未能前来，但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赉经像到凉州，设道场讲经，弘扬佛法，之后又到西夏国都，被仁孝奉为上师，广建寺院，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来到西夏讲法，被奉为上师。藏传佛教的势力由是而开始在西夏境内得到大力发展。这一时期，西夏和藏传佛教的各大派都已有密切的联系。

影响所及，西夏开始有选择地翻译藏文佛经。现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译自藏文的佛教典籍有《圣大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圣大明暗王随求得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无量寿宗要经》等，估计有20部左右。此外，西夏从佛教的传译、寺庙的建设、僧人的培养等各方面亦都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僧侣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总之，自仁宗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迅速发展，使西夏佛教的内涵产生了巨大变化，对西夏文化及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后世藏传佛教的东传亦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夏前期佛教发展的特点是大力吸收中原汉传佛教，从立国前李德明于1031年赎经开始至1073年秉常时期赎经至，西夏向中原宋朝求取大藏经的时间持续了43年之久。前文提及的820部共3579卷西夏文佛经的翻译，虽然有西夏政府的大力倡导与组织，但如果没有大批专业的译经僧人恐怕是无法顺利完成的。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卷首有译经者题名的多为秉常、乾顺时期，其中主持人为世人熟悉的著名译师白法信、白智光，二者等都是来自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地区的回鹘僧人。[19] 属下具体从事译事活动者则人数众多。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所附的发愿文对与役其事者有如下记载：

 

    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

 

在译场中被称作头目的就有三十二人，其中除白法信、白智光等西域回鹘僧外，当还有一定数量的西夏僧与汉僧等。北京国家图书馆保存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版画《西夏译经图》[20] 中刻有僧、俗人物二十五身，另有西夏文题记十二条，表明了图中重要人物的身份和名字：主译者白智光，其左右两侧各有僧俗四人，共十六人，有西夏文题记译为“相佑助译者，僧俗十六人”，即白智光译经时有十六人做助译者。值得注意的是，这八位助译僧人的上方各有一条题记注出他们各自的名字：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21] 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云。据学者考证，其中北却慧月、嵬名广愿、西玉智园、鲁布智云为党项族僧人，[22] 其余四人当为汉僧。此外，西夏文献中出现的汉族僧人还有以下几位：

1. 周慧海：译经高僧。武威天梯山石窟于1952年发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有题记称：“沙门长耶阿衲拏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受利益沙门周慧海奉敕译。”^[23] 其中的“长耶阿纳拏”，显然就是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的异写。^[24] 这一记载表明，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是由拶也阿难捺和周慧海合作翻译的。此外，周慧海还曾根据梵文将《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译为西夏文。

2. 王善惠：雕字僧，西夏首都周家寺僧人。人庆三年（1146年）雕印《妙法莲花经》（TK-11），为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由宗室提供“日费饮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25]天盛十三年（1161年）雕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刻印施经僧人有张盖利、李智宝，写经僧人有索智深等。[26]

3. 刘德真：邠州开元寺僧人，12世纪30年代女真人占据西安后，他迁居西夏国，住在西夏都城，于天盛四年（1152年）雕印《注华严经界观门》（TK-241、TK-242），写经和尚为法随，发愿文中指出了该经为刘德真施印。[27]

4. 李慧月：贺兰山佛祖院的印经僧人，其师父为贺兰山佛祖院的平尚重照禅师。李慧月曾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及五十四部《华严经》，亦抄写了其它的佛经，西安市文物管理处现藏有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尾残页题跋载有“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28]

5. 张盖利、李智宝：众圣普化寺僧人。前文提到王善惠曾与该两位僧人于天盛十三年（1161年）雕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皇建元年（1210年）张盖利、李智宝印施《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29] 黑城文献编号为TK-21、TK-22、TK-23、TK-24、TK-25，题记中还有书写手索智深和刻工西天僧人智圆的名字。

6. 张惠聪：阿育王寺的赐紫僧人，榆林窟第15、16窟的《榆林窟记》中载“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

7. 贤惠、贤熙：卫州（今河北省境内）仁化寺净土院僧人，黑城文献（编号Ф-337密宗）《竺兰陀心文经》的题记中载此经为该两位僧人监督和校订的。[30]

8. 慈觉、普惠：慈觉和尚的生平无人知晓，其作品由弟子普惠编辑成《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和尚劝化文并偈颂》（TK-132）。[31]

9. 德初、义初：了和尚的弟子，在真州（今河北省境内）刻印过《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TK-133）。[32]

10. 守琼：大延寿寺高僧，西夏惠宗时期曾刻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TK-88）。[33]

11. 僧人梁勤宝，书写原刻本《义同》，《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中卷，《夜五更》，不仅写佛经，亦书写世俗著作。[34]

12. 智坚：俗姓董，其师亦为汉人法达大师（俗姓张）和法诠大师（俗姓阳），曾于“端供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B63）。[35]

此外文献中简单提及的汉僧还有刘德智，《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末行题“印面写者赐绯和尚刘德智”；[36] 僧人刘法雨，书写《诗歌集》，执笔《月月乐诗》“赋诗”的刊本；[37] 赐绯僧人裴慧净，书写《慈悲道场忏法》；僧人柔智净，书写《大乘圣无量寿经》；马智慧，书写《佛说阿弥陀经》；[38] 黑城的梁师、刘师、李慧智、梁慧□、刘慧茂、李慧有、傅师；[39] 五明现生寺的李慧明与五台山寺的杨智幢，二人将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译为西夏文；[40] 在莫高窟画有供养像的梁惠觉、吴惠满；[41] 解释韵书结构的诗注《解释歌义壹畚》（A6）第45～58面载“五月廿一日众僧印文山上”，列举的人名有“暘智[惠]、[刘坐]禅、高善惠、李道源、暘善请、手善从、赵惠深、刘善行、贺善谛、不议成、提点师父、小师父、曹法成、讹善得、部（？）法咏、杜宝”，[42] 其中暘智[惠]、[刘坐]禅、高善惠、李道源、暘善请、赵惠深、刘善行、贺善谛、曹法成、讹善得、杜宝等人当为汉族僧人。

 

 

西夏国境内民族众多，僧人同样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分布。就僧人数量的比重而言，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僧人应占较大份额，此外，汉、吐蕃、回鹘的僧人数量也不少，而契丹、女真、鞑靼等民族也应有为数不等的僧人存在。就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西夏的僧人之中，吐蕃、回鹘、党项僧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汉族僧人的社会地位则相对较低。

西夏前期大力吸收中原佛教，而中后期对吐蕃佛教亦兼收并蓄，藏传佛教在西夏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在佛教中占据重要位置。西夏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开辟译场，翻译吐蕃经文，又派使臣入藏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对精通藏语及梵语的吐蕃、回鹘等僧人尤加尊崇，汉族僧人的地位日渐下降。

随着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日益扩大，吐蕃僧人在西夏统治者的鼓励与支持下积极参与佛教事务，不少佛法高僧如大乘玄密国师、贤觉帝师波罗显胜、格西藏波瓦、藏巴敦库瓦、觉本、帝师日巴、四续善巧国师米啰·不动金刚等等备受器重。[4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1规定：[44]

 

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道士所属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为座主者时，能完整解说般若、唯识、中道、百法、华严行愿等之一部，解前后义，并知常为法事者，国师及先住座主、别有巧智师傅等，当好好量其行，真知则居士、行童可入僧人中，衣绯，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道士者为僧人，彼等一律先衣黄者当衣绯而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其中番汉和尚不知切韵，不许为座主。

 

从该法令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番、汉、羌三族的僧人能担任僧官。在西夏文中，西夏人称吐蕃为羌（bo），称自己为番（mi），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是很常见的现象。[45]罗氏皇太后为祈求仁宗早日升西方净土于天庆三年（1195年）发愿印施了汉文《佛说转女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中提及“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46] “西番僧”即指吐蕃僧人，一次施经活动度僧数量如此之多且以西番僧人为首，汉僧位列番人其后，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汉僧在西夏佛教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与级别的高低。 但必须会诵读十多种经咒，其中吐蕃经咒即占半数，且还需精通吐蕃语的人进行考试，这说明了仁孝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同时精通藏语、梵语和西域诸语言的天竺僧人如前文提到的刻工西天智圆、沙门拶也阿难捺、遏啊难捺吃哩底 [47]等等亦在西夏传经译经。此外，还有不少回鹘僧人，如著名的《西夏译经图》中出现的主译人白智光以及继其后主持译经的白法信均为来自西域，深谙佛理的回鹘高僧，他们在西夏国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从《西夏译经图》中也有所反映，如白智光作为国师，地位与中书枢密相当，图中白智光身居高位，而皇帝与皇太后则分坐两旁。回鹘僧人一方面为西夏王室讲经说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讲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拥有的地位当是至高无上的。[48] 相比之下，西夏史料中出现的汉族高僧较少见，前文提及的汉族译经高僧周慧海则是一例，余者多为职位较低的普通僧人。

西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佛教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据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是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49] 两功德司各设六位国师、二位合管。功德司内之职由僧人担任，地方和寺院的僧职则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僧判、僧录、检校、童行首领、知信等职。西夏对高僧大德亦赐名号以示尊崇，西夏史料中所现僧人的封号有帝师、上师、国师、德师、大师、大德、定师、法师、禅师等，[50] 西夏对僧人亦实行赐衣制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多处提到僧人有赐黄、黑、绯、紫衣者，从排列的顺序看，赐黄者级别于四者中最高，赐紫者最低。

西夏前期僧人的最高封号是国师，夏末仁宗时期出现帝师封号。据考，目前所知的西夏帝师至少有三位：[51] 一位是仁宗时期的贤觉帝师，名为波罗显胜，有多部经典都与他有关。这些著作中一般都有“贤觉帝师传”字样，如《一切如来百字要论》、《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施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默有自心自劝要论》、《禁绝顺要论》、《疾病中护顺要论》、《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论》、《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另一位帝师是新近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发现的，法名慧宣。慧宣帝师撰著的佛教著作也不少，有其题名的如《风身上入顺》中有5种要论，每一种要论的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西夏的第三位帝师为大乘玄密。由清宫流散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据考，里面有一些文献就是西夏时期传译的。其中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52]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却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如《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81、TK-82、TK-83）发愿文中记录了仁孝即位五十周年庆典举办的大法会，法会从九月十五日开始，“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等”重要僧人参加，诵读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53] 这里的“大乘玄密国师”应即“大乘玄密帝师”。 [54] 在上述三位帝师中，贤觉帝师既非汉人，也不是党项人，而应为西夏境内的吐蕃高僧，而冠有“中国”题字的慧宣与大乘玄密国师亦应为吐蕃人。[55]

西夏许多高僧被封为国师或法师，史料中所见的已达二十多位，其中身份可以确定的多为党项人或吐蕃人，也有少量来自西域的僧人，却全然不见汉族僧人。前文提到的译经高僧周慧海，其官职为“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受利益沙门”，当为辅佐功德司最高负责长官功德司正的职位，其他汉僧则为更低一级的官品如僧正、僧副、僧录等职。因此，就文献所见西夏高僧的族别而言，以吐蕃、党项、回鹘僧占绝大多数，很多被封为“国师、法师、禅师、定师”等称号，甚至被封为“帝师”，而绝少见汉族僧人有如此高的封号。

西夏的赐衣制度与唐宋不同，唐宋三品以上赐紫色袍、五品以上赐绯色袍，西夏的僧官制度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记载可以看出，赐黄、黑、绯、紫衣者，皆有官品和职位，但绯衣者地位明显要高于紫衣者。《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铭文中记有七个赐绯僧人：庆寺都大勾当、卧则罗正兼顶直罗外母罗正律晶、赐绯僧卧屈皆，庆寺监修都大勾当、三司正、右厢孽祖癿介臣、监军埋笃皆，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诠，修塔寺小监崇圣寺僧正赐绯僧令介成庞，护国寺感通塔番汉四众提举、赐绯僧正那征遇，修寺诸匠人监感通塔汉众僧正、赐绯僧酒智清，修塔寺监石碑感通塔汉众僧副、赐绯僧酒智宣。[56] 这七个赐绯僧人中令介成庞为党项族，酒智清为汉僧，[57] 前文提及的诸多汉僧如刘德智、裴慧净等则为“赐绯僧人”，阿育王寺的张惠聪是赐紫僧人，职位及社会地位都是比较低下的。

之所以会出现汉传佛教受重视而汉僧社会地位却低下的情况，究其原因，应是由汉人在西夏国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西夏的主体民族是党项羌，立国初期因与汉族为主体的宋王朝战争不断，故对汉族有戒心，甚至会有敌视情绪，直接导致西夏境内的汉族由此而处于被排斥、受歧视的地位，如在西夏文中，“汉”字由“小”和“虫”字组成，即是民族观念不平等，汉族地位不高之明证。但是，由于汉文化的发展明显高于西夏文化，使得西夏统治者无法排斥汉文化的影响，故而西夏建国前后，其统治者在与北宋王朝进行斗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努力学习、吸收中原的汉文化了，先后从宋王朝六次求取大藏经，进而依据汉文而将之翻译为西夏文。西夏中期以后，尤其是仁宗仁孝时期，更是大兴儒学。在此背景下，大批有文化素养和从政经验的汉族士人日益被西夏统治者所器重，许多汉人进入统治阶层，参与政事，如西夏立国初期的汉人文士张元、吴昊等被元昊委以重任，元昊亦“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58]谅祚“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番汉争归之”，[59]崇宗时期，汉人任得敬更是权倾一时，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西夏国境内汉族士人的社会地位和世俗官位还是相当高的。汉族在西夏是番族以外影响最大的民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观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实行。[60]

 

从中即能看出西夏社会里，在世俗官位上，汉人的身份和地位要比西番（吐蕃）、回鹘等民族的级别高，即使是“降汉”即投降过来的汉人，亦能在西夏为官。虽然部分汉族文人学士在西夏拥有的社会地位较高，但从整体上并未能彻底改变西夏统治者歧视汉人的状况。汉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势必会影响到汉族僧人的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也就是西夏与宋朝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故统治者对汉僧不可能不存在戒备心理。

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宋双方都有利用佛教来达到某种政治、军事企图的例证。如宋夏“庆历议和”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两方也主动加强了佛事活动的往来。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年），即宋夏议和的第二年，西夏不仅派出正式使节到宋朝谢册命，还派僧人吉外吉、法正等到宋朝谢赐佛经，这既表明元昊对佛教交流的高度重视，又带有政治上的和解色彩。毅宗谅祚时期，大力提倡“汉礼”，进一步加强了宋夏间的佛事往来，先后由宋朝请入《大藏经》三部。通过谅祚的积极努力，宋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频繁的佛事交流极大程度地缓和了宋夏之间的矛盾，拉近了宋夏间的距离。惠宗秉常继位后，也曾于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向宋请赐第六部《大藏经》。而当时，秉常母梁氏执政，恢复蕃礼，宋、夏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之下。在不断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西夏与宋进行佛事往来，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隔阂和误会，以利两国关系的交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敌斗争中，佛僧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沦为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工具。如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欲攻打宋朝，“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61] 将虔诚的礼佛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间谍活动羼杂在一起。神宗光定四年（1214年），西夏为联宋攻金，“左枢密使、吐蕃都招讨使万庆义勇者，令番僧减波把波赍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以求与宋朝合力，成犄角之势以攻金朝，从而达“恢复故疆”之目的。[62]说明即使到了西夏晚期，其统治者仍在继续利用佛教僧侣的特殊身份从事佛教以外的政治、军事活动。反过来，宋朝同样也利用佛教僧侣的特殊身份，在西夏境内从事佛教以外的活动。庆历元年（1042年），北宋知清涧城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后改名王嵩），潜入夏国行反间计，用腊丸书信送给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对旺荣产生疑心，并且最终还杀掉了他。宋朝兵不血轫而获得了仅靠军事行动难以取得的成功。又北宋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也派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活动。[63] 宋朝两次派遣僧人去西夏从事政治活动，主要是因为僧人在佛教兴盛的西夏境内活动比较方便，易于隐藏，而且往往能够获得成功，以极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的。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自然会促使西夏统治者对僧人有所戒备，尤其对汉僧更是难以完全信任的，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汉僧社会地位的提高。

总之，西夏境内汉族人口众多，汉僧在西夏社会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西夏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前期译经、校经及西夏文佛教典籍的撰写等活动中，汉族僧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亦对西夏中后期儒学的兴盛有着积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夏的汉族僧人对西夏社会文化的发展，多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汉僧在西夏国的社会地位却一直不高，既低于来自西域的回鹘僧，也远逊于吐蕃僧。究其原因，除了在西夏境内汉人社会地位低下这一主要因素外，还应与西夏长期为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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