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
内容摘要：吐蕃帝国于9世纪中叶结束了对河西及西域的统治之后，藏语文在这些地区继续得到使用，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属于后吐蕃时代的藏语文献多达57件，时代均在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既有沙州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间的通信，也有沙州与和周边地区相联系的书札，更有当地人所写的佛教典籍。藏语之所以在河西及西域长期流行，与吐蕃对这里有过数十年的统治密不可分，也与当地固有的多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自8世纪中叶始，藏语便逐渐成为当地居民母语之外的一种共用语，况且藏文字母较易掌握。这些因素促进了藏语文的广泛流行。影响所及，在西夏国境内，古藏文也得以流行，有关文献在黑水城和绿城也有发现。西藏本土缺乏9世纪中叶以后至12世纪以前的藏文文献，这些写本与印本的发现，正好有填补空白之价值，弥足珍贵。
关键词：后吐蕃时代；藏语文；西域；敦煌；西夏；于阗；甘州回鹘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
Tsuguhito TAKEUCHI1, Trans: YANG Fuxue2
(1.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Script were used in Hexi and East Turkestan after the end of the Tibetan domination, 57 Old Tibetan texts from Dunhuang were written in the end of the 10th century or the early 11th century. Tibetan literature has been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r periods, namely, Old Tibetan texts, consisting of manuscripts and stone inscriptions written before the mid–9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and Classical Tibetan texts, consisting mainly of printed texts dating from around the 12th century onward. The intervening period has been considered a dark age. The post-Tibetan Empire Dunhuang texts and those from Kharakhoto, Etsin-gol, and Turfan, represent the post Old Tibetan literature of the eastern tradition, comparable to the western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Tabo texts59. Together they will bridge the gap and shed light on this hitherto neglected dark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literature.
Key Word: Post-Tibetan domination; Tibetan Language and Script; East Turkestan; Dunhuang; Tangut; Khotan; the Ganzhou Uighur Kingdom
一、序说
1979年，乌瑞（G. Uray）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文，展示了18件出自敦煌的古藏文写卷，均写成于吐蕃对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统治结束之后。
[①] 在1984年举办的乔玛（Csoma de Kőrös）纪念会上，本人提交了一组格式特殊的书信，亦属吐蕃统治结束以后之物。
[②] 在二文基础上，乌瑞于1988年再撰文予以总结，列出了25件属于后吐蕃时代的文献。
[③]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
[④]然而，目前还有大量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藏语何以得到持续使用？历时几何？这些典籍在藏语文献史中要义何在？自乌瑞第二篇大作问世以后，我又有所发现，使总数增至57件，倍增而有余，现列为下表一。通过对文献中特殊标题、特殊书写格式及书法特征的探究，有助于敦煌古藏文文献时代的确认。职是之故，笔者冀求将来能够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
[⑤] 最近新甄别出的文献有如此之多，笔者觉得该是对上述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的时候了。
表一：后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尚不能确定者用？表示）。
1?. CH. 0029（普散编号481） 佛教文献夏安居仪轨（Varşa-vidhi）。
2. CH. 73. IV. 14（普散编号134） 书信。
3. CH. 73. VII. Frag. B.8（普散编号540） 佛教文献（曼陀罗）。
4?. CH. 73. VII. 14. (普散编号420) 佛教文献（Vişa-traya-dāmara）。
5?. CH. 73. VIV. 14（普散编号420） 佛教文献（Vişa-traya-dāmara）。
6?. CH. 73. XIII. 18（普散编号1383） 义邑社条。
7. CH. 77. II. 3（普散编号C130） 用藏文拼写的汉语《阿弥陀经》，有藏语跋尾。
8. CH. 85. IX（普散编号1007） 书信，草稿。
9?. Or. 8210/S. 5212 v 汉藏短语手册。
10?. P. T. 37 佛教文献（Za-ma-togs等）
11. P. T. 44 (1r+25v、3v+24r) 来自于阗国王的书信
12. P. T. 44 (1v-23r) 关于法术（phur-bu）之佛教文献
13. P. T. 103 佛教文献（Lha’I mdo等）
14. P. T. 127 (II. 1-9) 干支表
15. P. T. 127 v (II. 10-14) 医学文献
16. P. T. 127 v (II. 15-28) 五行分配表
17. P. T. 127 v (II. 29-77) 卜辞
18. P. T. 849 佛教文献（梵藏文汇编）
19. P. T. 981 书信，草稿
20. P. T. 984（第2片正面） 致于阗国王书信（非正式形式），草稿
21. P. T. 994 佛教寺院目录
22. P. T. 1003 书信
23. P. T. 1080 诉讼案件
24. P. T. 1081 书信，诉讼案件
25. P. T. 1082 回鹘可汗书信
26. P. T. 1097 谷物发放账目
27. P. T. 1106r 商品赠送与交换账目
28. P. T. 1106v 于阗国王信札（非正式形式），草稿
29. P. T. 1120v 于阗国王信札（非正式形式），草稿
30. P. T. 1124 致ju-cang当地三家官府的命令
31. P. T. 1125 书信
32. P. T. 1129 书信
33. P. T. 1131 书信
34. P. T. 1171 中丞签发的命令
35. P. T. 1188v（草稿一） 信札，草稿
36. P. T. 1188v（草稿二） 来自回鹘汗庭的书信
37. P. T. 1189 书信
38. P. T. 1190v 书信
39. P. T. 1211 书信
40. P. T. 1212 书信
41. P. T. 1220 书信
42. P. T. 1225 书信，草稿
43. P. T. 1238 《杂抄》之藏文音写
44. P. T. 1256v 于阗使者名录
45. P. T. 1263 藏汉词典（单词列表）
46. P. T. 1284 致于阗国王书信草稿及其它杂写
47. P. 2105 佛教文献《法王经》等
48. P. 2111（残片A） 于阗国王书信（非正式形式），草稿
49. 北182 皇字47（1） 书信，草稿
50. 北182 皇字47（2） 书信，草稿
51. 俄SI O/141（奥登堡书信1） 书信
52. 俄SI O/142（奥登堡书信2） 书信
53?. 俄SI O/139 佛教文献
54. 刚和泰藏卷 于阗使者请愿书
55. 大谷文书6013-6014 待甄别公文
56. 榆林窟第25窟北壁 佛教文献（题记）
57. 浙敦114 誓词
新认定的每一件文献都值得关注，因受版面所限，这里仅能略举数例。先看那些已为人知的文献。
二、于阗国王之书信
P. T. 44是一本对折后于中间装订的小册子，
[⑥] 图1含有现知最古老的述及莲花生（Padmasambhava）法术的内容。
[⑦] 封面上（图2）有属于其他文献的两行藏文，且有汉文方形印章的残部。显而易见，该纸曾被重复利用过，用以书写佛教经文，且其中的印章在别的地方也有出现。易言之，经文之书写必晚于文书本身。封面天头之下有大号汉字之残笔，属于字的下部。在古藏文写卷中仅此一见，但在于阗文写本中却有类似例证。
[⑧]
图1：P. T. 44佛教法术文献
图2：P. T. 44佛教法术文献封面
图3系于阗王致沙州归义军首领的书信尾部，编号P. 5538，上有一“勅”字，用大号字写成。
[⑨] 以之与图2残存留笔画相比对，再观其字体大小，可见残笔应为“勅”字右部“力”的下部。在汉字下面有一枚印章和两行于阗文字，可读出的部分为：“君王统治第四年，马年第一个月。”该日期被确认为于阗王尉迟输逻（Viśä’Śüra）即位的第四年，即970年。
[⑩]
图3：P. 5538于阗王致沙州归义军首领书信尾部
图2所示的两行藏文前部皆残，其中第1行留存部分为：lo gnyis stag-gi lo zla [bcu gnyis?]，意为“第二年，虎年[十二月]”。
[11] 这不符合通常的吐蕃纪年规则，
[12] 但与上文提到的于阗纪年法很吻合，抑或为于阗语纪年之模仿，可解释为“帝王纪年第二年。”
[13] 两种文献之相似处还体现在印章均为方形且印文同为朱色汉字这一因素上。[14]故而可推定藏语佛经中的虎年最有可能是978年，亦即于阗王尉迟达磨（Viśä’ Dharma）在位的第一或第二年。尉迟达磨为尉迟输逻的后嗣。
[15]
图4：P. T. 44佛教法术文献尾页
综上所述，封面上的藏文可能是于阗王尉迟达磨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书札的尾部，系于阗尉迟王朝与曹氏归义军间有时代可寻的最后一封信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莲花生的佛教文献时代更晚，迟至980年代以后。
三、文献的归类
从上文论述可知，P. T. 44应归类为10世纪用于国际交流的藏文文献。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多写成于这一时期，如表二所示。其中有14件文献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与于阗王、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通信，皆当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参见表三）。表二依据年代所做文献分类表明，在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文献数量呈不断增加趋势。
表二：文献的分类
A．年代分类
|
|
总数
|
表一所示文献序号
|
|
张氏归义军（848年～约915年）
|
6
|
2、7、24、26、34?、38
|
|
曹氏归义军（约915年～约1002年）
|
26
|
11、12、18、19、20、21?、25、27、28、29、30、35、36、37、41?、43?、44、46、48、49、50、51、52、54、56、57
|
|
归义军 （848年～约1002年）
|
25
|
1?、3、4?、5?、6、8、9、10?、13、14、15、16、17、22、23、31、32、33、39、40、42、45、47、53?、55?
|
B．内容分类
|
|
总数
|
表一所示文献序号
|
|
归义军与周边往来
|
14
|
|
|
与于阗往来
|
（6）
|
11?、20、28、29、46、54
|
|
与回鹘往来
|
（4）
|
8、25、32、36
|
|
与于阗或回鹘往来
|
（3）
|
27、44、48
|
|
与黠戛斯往来
|
（1）
|
7
|
|
汉人自身文献
|
26
|
|
|
城市之间
|
（7）
|
2、22、37、39?、
|
|
沙州当地
|
（19）
|
6、14、15、16、17、19?、23、24、26、30、31、33、34、35?、38、41、49?、50?、52?
|
|
佛教文献
|
13
|
1、3、4、5、7、10、12、13、18、21、47、53、56
|
藏文除了被用作不同政权间互相往来之通用文字外，还被河西当地的汉人所采用。在内容分类表中，“城市之间”表示的是沙州（敦煌）汉人与和其他城镇如伊州（哈密，如文献22）、肃州（如文献40）之间的信件，而“沙州当地”表示沙州当地人之间的交流。这里且看圣彼得堡所藏奥登堡收集品（Oldenburg Collection）中之两封未刊信件。
[16]文献51（编号SI O/141），这里暂称奥登堡书信一，书信格式和书体风格都很特殊，属于后吐蕃时代（图5）。在收件人姓名之后留有大片空白。寄件人姓名写在行中，随后为问候语，格式特殊。字体甚草，属乌梅体（dub-med）即无冠体早期阶段。
[17]
图5：SI O/141信函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四度出现Khong Sing-thong之名。Sing-thong，是归义军时期最高僧官职衔“僧统”，Khong应为姓氏。此人很可能是敦煌汉文写本P. 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所见之“孔僧统”。
[18] 紧随其后的还有其他僧名，另有一位高级别的尼姑，被称作mkhan-mo Byi-byi。送信者名A-cong，尚不能准确辨认，很可能为生活在另一城镇的汉族妇女。由于房屋塌圮，她写信请求沙州僧侣上层送归其兄弟。
文献52（SI O/142）是沙州最高僧侣所写的书札，职衔为Sing-thong和hva-shang。
[19] 尽管由于纸张损坏缺少收件人，但是仍可从上下文推测出收件人极有可能是沙州归义军首领。两枚方形印章之痕迹表明应为官方信件。
文献57（浙敦114）藏于杭州，于近期刊布。内容为归义军辖下肃州居民对归义军首领“令公”的效忠宣誓，被考订为10世纪后期（980年代）。
[20]文献6（CH. 73. XIII. 18）是另一件当地汉人使用藏语的有趣例证。
[21] 内容为沙州义邑社条，上有汉族社人之印章或押字。
[22]
四、社会语言学问题
由上文观之，后吐蕃时代藏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不仅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媒介，还用于个人和官方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来往通信。依据当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以蠡测：“藏语在吐蕃统治区不同民族间盛行不衰，以至于在藏族统治末期，当地居民都成为使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人，而且开始取用藏名或藏化名字。”
[23] 当然，这一
社会语言现象的形成，肇基于吐蕃以外居民对藏语的使用。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份10世纪后期的信函（文献37）中，赫然出现有藏化人名Cang am- 'gra lha-la-skyabs。[24]出生高贵的汉人在吐蕃统治结束后仍有意采纳藏名，并使用藏语，原因盖本乎此。不同政权间相互交流时使用藏语是易于理解的，原因昭然若揭，藏语已成为不同民族（包括汉人、于阗人、回鹘人）间使用最广的第二语言。这也是藏语被称为国际通用语的缘由所在。但藏语何以被那些肯定把汉语作为母语的当地汉人所使用呢？
汉语当然地具有主导语言的地位，但藏语却持续被使用了一个世纪以上。有人推测这是由于外来居民使用藏语的结果，但无法想象当时吐蕃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领域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藏语的使用范围不受局限，拥有独特的“声望”。藏语不仅用于个人交流，也用于诸如宣誓效忠之类的官方文件，且和汉语并用于宗教典籍。易言之，藏语是官方认可的可自主选择和自由流通的语言。
藏语得以通行，社会背景是河西与新疆固有的多语言环境，这里的居民一般都不囿于使用一种语言，而是根据需要，在母语以外还使用其他的语言，藏语便是母语之外的一种共用语，在较大范围内通行。[25]对那些未接受教育的汉族人来说，学习藏文字母是很容易的事。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促进了藏语文的广泛流行。
五、当地藏族人的活动
上文笔者反复强调非藏族人对藏语文的使用，然而，对阐明后吐蕃时代百余年间藏语文的行用，尤其是10世纪末对藏语文的使用不衰反增现象，这些论述并非无懈可击。由是笔者推想，这种现象的出现应与河西，尤其是青海（Koko-nor）、安多（A-mdo）和甘肃东部地区藏人活动日益增多息息相关。[26]
著名的刚和泰（Staël-Holstein）藏卷
（文献54）提到一个叫'Bal rgyal-sum的藏族人，他于925年曾作为于阗王的使者前往沙州，[27]并对沿途城市留心观察，先后六次往返于于阗和沙州之间。[28]其姓氏'Bal表明，此人为多思麻（Mdo-smad）本地人，出身于孙波（Sumpa）部落，后来成为于阗官员。[29]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P. T. 849（文献18）由哈金（Hackin）于1924年刊布后始为人所知，内含赞普（Btsan-pos）名录。[30]其中所见姓名有扎西巴（Bkra-shis-dpal）、巴德（Dpal-lde）、沃德（'O-lde）、赤德（'Khri-lde）和扎西贡波（Bkra-shis-mgon-po），他们都是西藏西部吐蕃达磨赞普（Glang-dar-ma）之孙永丹（'Od-srung）的后裔。[31]由于名单所列最后一任为阿杂拉赞普（Tsan-po A-tsa-ra），由是可以推定这就是著名的天神喇嘛益希沃（Ye-shes-'od），文献则可推定在989年或1001年。[32]依其题跋，该文献有可能写于肃州或是沙州。[33]写于河西的文献提到了同一时期西藏西部的统治者，表明西藏西部和河西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使人不由联想到1015年左右由唃厮啰
（Rgyal-sras alias Khri-lde）创建的宗哥王朝（Tsong-kha）。唃厮啰父名
沃德（'Od-lde），在P. T. 849中有载。据说，沃德之子是在西藏西部地区受到邀请的（参见表三）。[34]表三：诸政权纪年表
|
于阗
|
790年或801年以前
|
约790年～约850年
|
约850年～912年
|
912年～约1006年
|
约1006年以后
|
|
唐朝
|
吐蕃
|
|
尉迟王朝
|
喀喇汗王朝
|
|
敦煌
|
786年以前
|
786～848年
|
848～约915年
|
约915年～约1036年
|
约1036年以后
|
|
唐朝
|
吐蕃
|
张氏归义军
|
曹氏归义军
|
西夏
|
|
甘州
|
766年以前
|
766～约850年
|
约850～约890年
|
约890年～1028年
|
1028年以后
|
|
唐朝
|
吐蕃
|
归义军
|
回鹘
|
西夏
|
|
宗哥吐蕃王朝
|
1015～1104年
|
|
|
|
|
在吐蕃王朝分崩离析后，赞普后裔在吐蕃王朝旧疆之东西端地区各创建了一系列小王朝，佛教得以复兴，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诸如P. T. 44（文献12）之类的藏文佛教文献再度涌现出来。
截止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古藏文文献已被证实迟至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此时是敦煌莫高窟封闭（约1010年）之前的最后阶段。下文我们开始进入西夏时期。
六、西夏时期的藏文文献
西夏文化，尤其是西夏佛教受吐蕃文化与藏传佛教影响的问题，学界已有探讨。
[35] 有数部佛教典籍是从藏文译为西夏文的，
[36] 但仅有为数不多的文献得到研究。
[37] 在圣彼得堡科兹洛夫（P. K. Kozlov）收集品之藏语文献中，我发现了一件出自黑水城遗址的藏语《般若心经（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书于大型贝叶上，背面为西夏文文献（图6）。
[38] 显然，背面的西夏文是后书的，但与正面内容书写时代不会相隔很远。所以，藏文内容最可能的日期是在11世纪。然而，藏文文字呈现出与古藏文文献不同的书法特征。有可能写成于敦煌，而后才被携至西夏境内。
图6：XT 87夏藏双语文献（黑水城出土）
在斯坦因于黑水城和额济纳河（Etsin-gol）绿城收集的藏文文献中，
[39] 我发现了另一件尚未引起注意的西夏文典籍，出自K. K. III遗址，同出的还有其他几件藏文写本，这些藏文写本，保留有古藏文书法的特征，与同出的西夏文写本属于同一时代。这些表明，古代藏文书写传统在西夏境内至少持续到11世纪的晚期。
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学界能对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收集品中的黑水城、绿城出土文献中一直被忽略但却很重要的藏文文献多加关注。在斯坦因收集品中有藏文1041件，
[40] 科兹洛夫收集品有81件。
[41] 大多为佛教内容，类型纷繁多样，时代在11世纪至17世纪之间。有的用古藏文（Old Tibetan style）书体，有的古典藏文书体（Classical Tibetan style），有的含有蒙古文内容（藏蒙双语文献），此外还有印本。
[42] 装帧形式也有多种，有贝叶装、卷轴装、蝴蝶装和折子式。这里应该提到，笔者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还发现了14件（甚或更多）的类似文献。
[43] 这些文献为11世纪至17世纪700年间藏文书写风格的在不同阶段的演变提供了证据。
七、结论
本文所示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时代均属10至11世纪。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吐蕃以外不同政权间的交流，同时也用于当地社团，或用于佛教著述。非藏族居民使用藏语的根由在于河西与新疆多语言环境的存在，藏语长期而广泛地充任不同种族间的第二语言。自10世纪始，河西与安多藏民有时也用藏语印制或抄写佛经。
甚至在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后，藏语文继续得到使用，黑水城、绿城和吐鲁番出土文献可提供佐证。在上述诸地，古藏文的书写传统一直得到延续，直至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而当时，古藏文书写传统已逐渐让位于古典藏文书写传统，西藏西部地区甚至更早。
[44]藏文文献大致被分为两组或两个阶段，即古藏文文献和古典藏文文献。前者时值9世纪中叶以前，由写本和石刻构成，后者主要是印本，时当12世纪以后。二者中间的断档被称为黑暗时代。敦煌出土的后吐蕃帝国时代的文献和那些出自黑水城、绿城和吐鲁番的文献，堪称后古藏文时代东部传统的代表，与藏西塔波寺（Tabo）近期新发现的代表西部传统的文献交相辉映。
[45] 将二者结合起来，则可将古藏文和古典藏文中间的断档沟通起来，为黑暗时代藏族文献史的研究投下一丝亮光。
译按：本文英文原题作“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 -12th c.)”,刊于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等编《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一世纪(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柏林，2004年，第341～348页。为行文之便，图版序号略有变动，特此说明。
[①] 见乌瑞（G. Uray）：《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69卷，1981年，第81～90页。
[②] 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书信初探（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説）》，山口瑞凤监修：《西藏佛教与社会（チベットの佛教と社会）》，东京，1986年，第563～602页；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一组书写于归义军时代的古藏文书信——古藏文书信分类初探（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ün: A Prelinim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44卷1～2期合刊，1990年，第175～190页。
[③] 乌瑞：《新发现的后吐蕃时代敦煌藏文文献（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慕尼黑，1988年，第515～528页。
[④] 较早对此引起注意的是斯坦因（M. A. Stein）和哈金（J. Hackin），分别见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第2卷，伦敦，1912年，第185页；哈金：《10世纪梵—藏文对照表（Formulaire Sanscrit-Tibétain du Siècle）》，巴黎，1924年，第6页。但此后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直今仍然如此。
[⑤] 比如P. T. 1080、1257和2782v为用于阗文写成的藏语书信，P. T. 448、1228、1238、1253和1262为用藏文拼写的汉语，可能也属于后吐蕃时代。
[⑥] 照片见《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第1卷，巴黎，1978年，图62～74。
[⑦] 比肖夫（F. Bischoff）和哈特曼（C. Hartman）：《莲花生的法术——P. T. 44号写本（Padmasambhava’s Invention of the Phur-bu. The Pelliot tibétains 44）》，《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Étude tibétain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巴黎，1971年，第11～28页。
[⑧] 含有同样大字的情况可见于斯坦因收集品之Or. 8210/S 11287，参见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1993年，第8～9页。于阗文文献之风格接近于藏语文献。
[⑨] 贝利（H. W. Bailey）：《塞语文献（Saka Documents）》第2卷，伦敦，1961年，图XXXVIII。对文献的译解，可参见贝利：《于阗语文献（Khotanese Texts）》第2卷（第2版），伦敦，1969年，第125～129页；贝利：《尉迟输逻和大王（Śrī Viśä’ Śüra and the Ta-Uang）》，《大亚洲（Asia Major）》新辑第11卷，1964年，第17～26页；贝利：《塞语文献文书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伦敦，1968年，第58～61页；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1993年，第8～10页。
[⑩] 类似的于阗语官方书信为P. T. 4091，所署日期为khyai-gvinä二年。熊本裕研究后认为khyai-gvinä当为后晋年号“开运”（944～946年），见其所著《伯希和收藏品中于阗语文献杂考（Miscellaneous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Pelliot Collection）》，《东京大学语言学论文（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s）》第14卷，1995年，第247～248页。关于该文献，可参见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塞种文献（Saka Documents）》第6卷，伦敦，1973年，图CLV～CLVI及贝利（H. W. Bailey）《于阗语文献（Khotanese Texts）》第2卷（第2版），伦敦，1969年，第123页。既然中原年号在于阗并不通用，那么，我们有必要考虑吉田丰的设想，在天寿和天尊之间或许还有一未知的于阗年号。
[11] 第2行为：[dku]la gnang，意为“看在[主人]之面上。”
[12] 通常月份与季节相配，即某季首月、中间月或末月，如“冬季的末月”等，一般不单独出现。
[13] 在于阗文文献中，词汇parau相当于汉语“敕”字，用大号字书写，正文写于大号字之下。与“敕”字对应的藏文写作bka’，惜书于封面者已残毁，仅封底有存（图4）。值得注意的是，在10世纪甘州回鹘可汗的书信（P. T. 1082）中，可以见到以同样形式使用的单词bka’。（参见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书信初探（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説）》，山口瑞凤监修：《西藏佛教与社会（チベットの佛教と社会）》，东京：春秋社，1986年，第589～590页）。汉字“敕”及其对应词parau和bka’的使用，从上述书信看，似乎从10世纪开始既已普及。
[15] 如果张广达、荣新江所推定尉迟达磨嗣位于978年之说不误，那么，978年就不是其统治的第二年。但此说在先前已经确认的帝王纪年中仅为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天寿年间，该年号于第三年结束，改行迄今未知的新年号（可能是开运）。果如是，则新年号的第二年应是966年，该年为虎年。
[16] 奥登堡收集品中有三封藏文书信出自敦煌，分别为SI O/141、142和143。前两封属于后吐蕃时代，本文将述及。最后一封属于吐蕃时代。笔者拟在《东方写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中对这三件文献进行细致研究。
[17] 参见前引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书信初探》及《一组书写于归义军时代的古藏文书信——古藏文书信分类初探》。
[18] 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1982年，第359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1996年，第289～292页。
[19] 即僧统和和尚。文献中有二人被称作Sing-thong（僧统），其中之一由于纸张残损不易辨认，另一个是汉姓，惜不见于《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第359页和《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289～292页所列的僧统名单中。他可能为954年至978年左右在位的某一位僧统，姓氏无从知晓。
[20] 《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浙藏敦煌文献》，杭州，2000年，第207页。
[21] 首刊于陶慕士（F. W. Thomas）：《与西域有关的吐蕃历史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e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ekestan）》第1卷，伦敦，1951年，第404～406页。高田时雄修订本刊《敦煌出土的汉语与藏语佛教文献（Bouddhisme chinois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Le Long Rouleau chinois et la communauté sino-tibétaine de Dunhuang）》，《佛教与地方文化（Bouddhisme et cultures locales. Quelques cas de réciproques adaptations）》，巴黎，1994年，第142～144页。
[22] 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吐蕃文契约（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东京，1995年，第114～115页。
[23] 前引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吐蕃文契约》，第133页。
[24] Cang为汉姓“张”之音译，am-’gra相当于汉语“押衙”，而lha-la-skyabs则为藏语名字。此人可能生于汉族家庭，却享有藏语名字。关于姓名的构成，可参见引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吐蕃文契约》，第129～132页。
[25] 多语种词汇与短语手册（如文献9和45）很可能充任了互相沟通的工具。
[26] 关于西宁、凉州、泾州藏人的活动，汉文史料有载，见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三），《东方学报》第13册1分，1942年，第82～84页，脚注156；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西宁，1988年，第1～13页，第293～294页；岩崎力（Iwasaki Tsutomu）《河西吐蕃部落与佛教（The Tibetan Tribes of Ho-hsi and Buddhism）》，《亚洲学报（Acta Asiatica）》第64期，1993年。
[27] 托玛斯（F. W. Thomas）、寇努（S. Konow）：《敦煌出土的两件中世纪文书（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奥斯陆民俗学博物馆馆刊（Oslo Et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第3卷第3册，1929年，第123～160页；贝利：《刚和泰藏卷杂考（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大亚洲（Asia Major）》新辑第2卷第1期，1951年，第1～45页。有趣的是，该藏语文献是呈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的请愿书，似由来自于阗的两位使者写成，二者之姓名与头衔皆为汉语，分别为：’bye tu-tu（孟都督）和Co tu-tu（张都督）。
[28] 前引贝利：《于阗语文献》第2卷，第34～36页。
[29] 很显然，来自吐蕃名唤Sarrnädattä的僧侣亦即前文提到的出使沙州的使者之一。见前引贝利：《于阗语文献》第2卷，第9、39、42页。
[30] 哈金（J. Hackin）：《10世纪梵—藏文对照表（Formulaire Sanscrit-Tibétain du Xe Siècle）》，巴黎，1924年。
[31] 这份吐蕃时期的名单不仅简单而且还存在很多错误，名单开头赤吉楞（Khris-kyi-ling）即吉德尼玛衮（Skyi-de-nyi-ma-mgon），是永丹宗族后裔之一，移居到西藏西部地区。名单中提到的男性都没有登上王位。
[32] 这份名录包括：阿里藏（Mnga’-ris）缔造者赤吉楞（Khris-kyi-ling）和他的三个儿子；拉朵藏（la-stod）王Bkra-shis-rtsegs-pa-dpal和他的三个儿子；阿里藏（Mnga’-ris）第二任统治者扎西贡波（Bkra-shis-mgon -po）；阿里藏（Mnga’-ris）第三任统治者阿杂拉赞普（Tsan-po A-tsa-ra），也就是著名的天神喇嘛益希沃（Song-nge alias Ye-shes-'od）和他的两个的儿子：赤德贡（'Khri-lde-mgon）和拉久加合西（lha-cig-cag-she）。这两个儿子分别于996年和998年出家为僧，得名（De-wa-ra-dze）和那噶拉咱（Na-ga-ra-dza）。见维塔利（Vitali）：《古格王国（The Kingdom of Gu.ge Pu.hrang according to Ming’.ris Rgyal.rabs by Gu.ge Mkhan.chen Ngag Gras.pa.）》，达兰萨拉，1996年，第241～242页）。既然文献中已出现教名，故989年之可能性更大。
[33] 依题记，文献系由’Bro氏家族名叫没卢·贡确贝（'Bor dkon-mchog-dpal）的人于牛年写成。该家族和西藏西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见伯戴克（L. Petech）：《拉达克王朝（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 D.）》，罗马，1997年，第15～16页。
[34] Rgyal-sras迄今未能确定。山口瑞凤（Yamaguchi Zuiho）称：“1008年，Bkra-shis-rtsegs-pa-dpal之孙赤德（Khri-lde）应邀从芒域（Mar-yul）或拉达克（Ladakh）到达[宗哥]，被称作唃厮啰（Rgyal-sras），建立了政权。”见其所著《西藏（Tibet）》第2卷，东京，1988年，第51～52页。祝启源认为唃厮啰是赤德之子，生于吐鲁番。见其所著《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西宁，1988年，第26～27页。
[35]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1卷，京都，1975年；克恰诺夫（E. I. Kychanov）：《西夏王国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Tibetans and Tibetan Culture in the Tangut State His-Hsia. 982-1227）》，载李盖提（L. Ligeti）编：《乔玛纪念学术讨论会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sium）》，布达佩斯，1978年，第205～212页。克恰诺夫指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以佛教为最。”（第208页）
[36] 克恰诺夫《西夏王国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提到数件藏文写本与印本，同出的还有西夏文与汉文书籍。（第207页）
[37] 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典，见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1卷，第8～14页；同氏《西夏王国的语言与文化》，东京，1997年，第455～468页。
[39] 出土编号为K. K. III. 0303.a，收藏号为IOL. Tib M Box 12。
[40] 藏文文献先由佩格尔（U. Pagel），今由曲塞尔（B. Qussel）进行编目。
[41] 参见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8至11世纪的藏文写本（Tibetan Manuscripts of the 8-11th centuries A. D.）》，《东方写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第1卷第1期，1995年，第46～48页。
[42] 在斯坦因于黑水城及绿城收集的文献中，有350件为印本。
[43] 在陶贝（M. Taube）于1980年发表的139件文献中，有14件可确定属于后吐蕃时代甚或更晚，即26、49、50、52-56、69、102、107、109、120和127号文献，另有12件可能属于这一时代，即19、25、36、47、48、51、71、103、104、111、115和117号文献。见陶贝：《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献（Die Tibet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柏林，1980年。
[44] 所谓书写风格的第二次变革发生于9世纪上半叶，有人认为这一变革标志着古藏文传统的结束和古典藏文传统的开始。然而就本文所涉书写风格与书法特征看，始于11世纪早期的第三次变革影响更大。关于书法变革问题，可参见觉顿·仁钦扎西（Skyogs-ston Rin-chen Bkra-shis）著：《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li-shi’i gur-khang）》，北京，1981年，第1～2页；莱格（D. S. Ruegg）：《梵藏与藏梵词典及印藏哲学词汇学的若干问题（Sanskrit-Tibetan and Tibetan-Sanskrit Dictiongaries and some problems in Indo-Tibetan philosophical lexicography）》，载奥桂本宁（B. Oguibénine）编：《印度与佛教文化领域词汇学（lexicography in the Indian and Buddhist Cultural Field）》，慕尼黑，1998年，第121页。
[45] 关于塔波寺文献，可参见《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第44卷1期（1944年）、谢萧（C. A. Scherrer-Schaub）、斯坦因凯尔勒（E. Steinkellner）编：《塔波寺研究（Tabo Studies）》第2卷，罗马，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