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日本鬼子是怎么利用伊斯兰教反中国的
历史研究注：这里的回教单指伊斯兰教
抗战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已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派一些日本浪人到中国西北回民聚居地区活动，扬言日本要支持回民建立回教国家；"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成立由他们操纵的回教组织，到处煽动。能否坚持爱国立场，这对中国回民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马良等穆斯林败类已经做了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人无头不走，一个反动代表能鼓动无数穆斯林反动），伪回教公会掀起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鼓噪，一时十分猖獗。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回教"政策
本世纪初，日本侵略者即不断派人来中国从事所谓"回教"工作，至"七七"事变前，以此目的来华的侵略者，总数不下百人。他们捏造"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他收获"的谬论，并以清代以来西北回民起义为事例，进行煽动，挑拨民族情感，企图造成民族分化之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这一阴谋。可分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前后、"七七事变”前三个阶段：
1．日本特务的早期阴谋活动
从明治(1868-1912)末年至"九一一八"事变前．就有日本" 黑龙会"、"浪人会"与少壮派军人来华进行联络策动工作。1900年，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与犬养毅在东京聚会，共推近东浪人伊卜拉欣为鉴誓人，共立盟誓开展"回教运动"。其誓文为："吾人对回教之信仰，树立一致之信心，坚贞迈进。如存异志，天地神柢，实鉴察之!"在誓约上签字的有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中山逸三、中野常太郎、大原武庆云、山田喜之助、青柳胜敏、河原田庆至等人。这是日本侵略者网罗人力、构建势力，从事" 回教运动"之始。接着，"黑龙会"派遣川村狂堂由日本人大连来华，游历中国各地，专门调查中国伊斯兰教及回民的各种问题。川村狂堂原名川村乙麻，在从事诱惑活动时，曾被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破获，解送张家口日本领署讯办。遂改名川村狂堂，继续在中国各地活动，先在东北三省，继至北平，并经介绍改信伊斯兰教。然后由察哈尔、绥远入内蒙古，再入河套。又沿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然后返至安西，循祁连山人青海，再至甘肃临夏逗留3个月。到兰州，沿平凉到西安，转经汉中南下成都，又西行至西康，转道云南，深入云南西部、南部各县，经川滇大道至重庆，再顺长江而下，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省。又沿海路经浙江、福建到泉州，调查回民在泉州的史迹，后入广东，居住于广州清真名寺光塔寺。川村狂堂在中国游历调查长达30年，经过28个省，其调查之广，历时之久，前所未有。后长期在东北、平津一带回民中做特务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公开身份，出头露面，组织所谓"学会"，开设所谓"文化学校"，以奴化回民，继续进行侵略勾当。
继川村狂堂之后，"黑龙会"又让涛秀成化名马成龙来中国，直赴西北和东北各省，在中国回民中发动回教独立运动。他曾先在辽宁组织"黑龙会"，后在甘肃组织"黑龙会"，并滥发宣言，极力煽动挑拨，企图鼓动建立"大回回国"，虽然由于遭到中国人民的打击而未果，但其组织"大回回国"的计划和阴谋，却在日本上下得到高度的重视和积极支持。
日本"浪人会"也派遣佐久问贞来中国。他先至东北，又到外蒙，再道经西伯利亚铁路入新疆北部，对哈萨克、鞑靼、蒙古和东干等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然后他又经土西铁路到土耳其斯坦．又至小亚细亚，再入印度，转回上海，并于1932年刨办《回光》杂志。佐久间贞给自己取笔名"左东山"，积极从事分化活动，"以倡导回民应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但这些活动与主张并未得到上海回民响应和支持，在上海清真董事会的坚决反对下，佐久问贞难以为继，只好无功而返。
日本"黑龙会"和"浪人会"在中国的"回教"凋查策动工作，在日本颇有市场。由于他们的倡导鼓动，研究所谓" 回教"问题一时成为风尚。受此影响，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也认为应将"回教"工作看作军事工作的一环，积极展开活动，遂于1915年，派遣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来华活动，并以湖南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广为结交中国"回教"朝野人士以售其奸，历时1O年之久。1924年，若林九满病死于长沙。与此同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又派田中逸平赴青岛，转往济南，在黄河下游一带与各处回教人士进行联络，借以了解掌握冀、鲁、豫诸省回民的生活及思想动态。田中逸平还不断写信给国内朋友，一再强调"回教"问题、"回教"政策与日本帝国政策的重要关系，使日本国内对"回教"问题的重视骤然升温。若林九满之兄若林半于l925年春，赴中东、南洋及大洋洲各地，进行大规模调查，历时l0年，并著有《回教世界与日本》一书，风行东瀛三岛，日本朝野上下对"回教"问题，更形重视。田中逸平又于1925年与日本"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中尾秀男前往麦加朝觐，1933年又二赴麦加，后病死于返国途中。以后，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会社、纺织联合会、三麦、三井、住友等团体，接连组织大规模"麦加朝觐团"，名为"回教圣地巡礼团"，至1937年共达四次。每次均携带大批礼品，分赠各国朝觐代表，并大肆进行舆论欺骗活动，散布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非常尊重和提倡"回教"等谬论，以混淆视昕，博取好感。
不难发现，日本侵略者之"回教"政策酝酿并发端于本世纪之初，其进程是黑龙会、浪人会倡其前，各团体及日本陆军踵其后；其调查活动内容包括"回教"民族分布、教派、寺院、宗教人物等方面；其活动范围由中国而世界。这种广泛的活动与舆论鼓动，引起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及世界"回教"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回教"工作对于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日本上下已形成普遍一致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成为进行"回教"活动的急先锋，将"回教"工作纳入其军事工作范围内并积极推行之。日本少壮派军人代表坂垣征四郎视察欧美军事回国后曾说："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后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矶谷廉介从欧洲视察归国途中，向同船日本人大谈"回教"民族与"回教国"问题："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观察，日本既欲成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义，惟除对回教国家政治问题加以检讨外，对经济方面诸问题，亦不应漠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陆军省由陆军相荒木贞夫主持，开始拨专款对此类侵略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这一阶段是日本实施中国"回教"政策的酝酿起步阶段。
2．"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的"回教"阴谋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紧了对"回教"的调查及对回民的策动。南满铁道会社是日本在中国调查机构中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一个。该社设有调查部专司调查事宜，调查项目有中国"回教"人口、军事、寺院与教派，以及"回教"特殊问题等。人口调查的内容包括省别、县籍、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军事调查主要是西北"回教"军事人物，其出身、思想、家庭环境、统辖人数及亲信人物、教育程度、性格等无所不包；寺院与教派调查涉及清真寺的建筑历史、寺院概况、教长与负责人姓名以及设置位置等，同时对教派历史、过去纠纷等更是搜罗无遗；"回教"特殊问题的调查主要是对新疆缠回问题、东干问题、鞑靼问题、哈萨克问题、撒拉问题以及1928年导河事件问题等作系统调查。日本南满铁道会社调查部的回教问题专家大宰松三郎和日军陆军省情报部的大村一都。曾先后对我国穆斯林人口、清真寺及教派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所进行的调查侧重于人才问题。l931年，坂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长，特别注意"回教"问题，对人才的调查主要是对曾在北洋军阀中任职而其后未被国民政府录用者，详加了解以备事变后加以录用。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即策动汉奸成立"协和会"，扩大对"回教"工作的策动。同时，又于当年7月在长春成立伪"伊斯兰协会"，企图借此机构对东北回民进行安抚。伪"伊斯兰协会"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伪组织，除有个别几个人参与该组织外，东北广大回民对此协会持仇视或漠然态度。1932年冬，日本侵略者又准备策动奸人李际春在天津回民中制造纷乱，被天津回民发现并向国民政府揭发，得到及时处理，其阴谋未得逞。
华北事变后，在阿拉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日寇均已建立特务机构，以制造分化阴谋和开展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回教"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其调查内容和策动行为，较前一阶段更为具体和深广。如关于对西北回教军事人物的调查极为充分，掌握了大量资料，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出版的《回教事情》中，就载有《五马联盟之分析》一文，内容甚详，即是根据调查所获写成的。这些策动活动，为日寇下阶段"回教"政策的推行，准备了充足条件。
3．日本对中国"回教"政策的全面实施
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其"回教"政策亦在沦陷区全面施行，并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分化、灭亡中国计划的重要方面。为达到其目的，侵略者可谓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其用心之毒、用力之勤、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手段之卑鄙，无以复加!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成立伪"回教"组织。
"七七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迅速在沦陷区先后组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等机构，企图作为控制、利用回教徒的中介，为实行民族分化和灭亡中国服务。
(1)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成立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陷落。1938年1月，日本华北军派顾问高垣信造及回奸刘锦标，纠合一些甘心附逆的回教回教败类马良、王瑞兰、刘全保等人在北平筹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选定广安门大街东北大学旧址为会所。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及茂川，汉奸王克敏、汤尔和、朱深、余晋和等到会参加。该会定会旗为长方形绿地白日旗，以星月为会徽。提出"坚决团结，一致护教"，"主张中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等口号。日本侵略者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性的伪"回教"组织，因而在联合会下设有华北、西北、外蒙古、华中、华南、西南六个联合总部，总部之下为区本部，区本部下设分会。联合会刚成立时，除华北总部外，其余各部尚在筹备之中。
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后，仅是一个空头机构，为了迅速实施"回敦"政策，日寇又操纵先行成立伪"华北联合总部"隶属总联合会。这是日寇在中国策划实施"回回国"阴谋的第一步，故不惜全力予以支持，每年日本从日军特务费中支付给此会的经常费及特别事件费，总数在50万元以上，而该组织之经济实权亦为日本人操掌，并直接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支配。"华北联合总部"的委员由日军指定北平陷落时未逃脱的教长及回民乡贤组成，有委员9人，名誉委员12人，委员长由日寇指定牛街清真寺王教长充任 (不久去世)。回奸刘锦标任谘议，由日本人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高垣信造原为日本商科大学学生，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印度泰戈尔大学任教，后被阿富汗聘为顾问，经阿富汗陆军大臣介绍加入伊斯兰教，取教名"阿不笃拉"，后来中国，是日本在中国北方推行"回教"阴谋的得力干将之一。"华北联合总部"大权实际操纵在高垣信造和刘锦标手中。
该会以"对外主张中日’满’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维护固有之宗教，对内联络回教同胞，提倡教育"等为宗旨。拟订六项中心工作，第一，趋重于情感联络，使回民不反对伪政权；第二，选拔回胞优秀人才；第三，调查沦陷区清真寺概况，重点是寺产的调查；第四，调查"回教"人口确数，包括各种数据的统计；第五，积极设立各省区本部及支会，开展各项工作；第六，积极从事反英反基督教工作。通过上述工作，为其将来发动"回教运动"，控制回民经济，建立"回回国"作各项准备。1935年，"华北联合总部" 已设立5个省区本部，共有分会394个。各区本部辖区及分会数目如下：
北京区本部：辖河北西部2市86县，没分会84个；天津区本部：辖河北东部2市44县，设分会62个；河南区本部：辖河南省北部，设分会61个；济南区本部：辖山东省全境，设分会l44个；太原区本部：辖山西省全境，设分会43个。此外，日寇还在各处设立小本借贷处，以拢络下层回民。设西北驻京办事处，侦察西北情形，在各区分部签发旅行证明书，监视回民行动，拢络与控制兼施并用。
(2)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
在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辖之"华北联合总部"拟定区本部中，原有张家口和包头两个区本部，后因绥蒙一带军事工作属日本关东军负责，不在日本华北军范围之内，故华北伪组织无法涉及绥蒙一带问题。因而，日本关东军在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又组织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于绥远省城东寺巷口，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直辖。组织机构类似" 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只是其负责人称会长、副会长，而非委员长而已。日本侵略者拟寻一位"回教"军事领袖担任会长，但长期未果，故只有一位曹副会长在任。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下辖4个区本部，并设有146个分会，其分布如下：
厚和区本部(日寇将绥远省城呼和浩特改名为"厚和市")：成立分会28个；
包头区本部：成立分会24个；张家口区本部：成立分会63个；大同区本部，成立分会31个。日本关东军在绥蒙一带的"回教"活动，完全用强迫手段进行。日寇认为当地群众文化水准较低，故其行为极为野蛮，绥蒙沦陷地区回民仅有4万余人，而"回教"工作较华北更为普及，即此之故。
(3)组织伪"广州回教协会"
1938年10月广州被敌攻陷，第二年目寇华南军特务机关即在广州操纵成立了伪"广州回教协会"，设于广州著名清真寺光塔寺内。当时广州回民遭日军进攻时，不愿沦为亡国奴，大批逃往港、澳避难，少数因生活困顿而滞留沦陷区的回民，遂在敌人控制下，被迫为其服务。1939年5月l8日，该会成立时，一般回民拒绝参加，敌派宪兵赴白鹤洞难民营强行拉夫找来200余回民难民，每人发给车费4角，不足又拉拢印籍教胞数十人来充数，以作为欺骗世人的根据。足见日寇手段之卑劣。
(4)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将原在长春设立的"伊斯兰协会"扩充更名而来。更名后不受"协和会"管辖而自成体系。该会的主要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是搜罗培植人才，为日军政治、军事服务。选用标准以25岁为界，对25岁以上的回民，选择甘愿附逆者直接录用；25岁以下者，将认为能效忠日本者分派日本东京和土耳其留学，派往日本进入特种学校学习，以备将来从事"回教"独立运动之用。派往土耳其的进入大学深造，已有沙殿明等5人入学，准备以后在中东开展"回教"工作。二是从事反共活动。他们在满蒙边境挑起事端，然后以此为题整理宣传资料，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又以反苏为号召，在哈尔滨、营口等地发起排共大会，以强化伪"满"境内的反共空气。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又准备作为日本"回教协会"的分会而改名为"回教协会满洲分会"。"日本回教协会"成立于1939年9月，当时日本东京代代木山町清真寺落成典礼举行后，尚有部分中东国家代表逗留，日本遂将其已有的"回教圈考究所"、"伊斯兰文化协会"、"伊斯兰教团联合会"等组织合并，组成"日本回教协会"。由前首相林铣十郎任会长，参加者除一些研究伊斯兰教问题专家外，主要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成立大会上，会长林铣十郎致词说："全世界五万万回民问题，应由日本予以密切之注意，日本既以东亚之盟主自居，则对于此散布于南洋及近东一带之一亿六千万回民，自不能无深切之联系，因此本会即根据’大东亚新秩序’而适当产生之。"可见，此会成为日本推行"回教"政策，开展国际"回教"活动的核心机构，并出版有日文刊物《回教》。把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置于"日本回教协会"隶属之下，正是日本积极推行"回教"政策，扩大对中国"回教"阴谋活动的具体反映。
其次，积极实施"回汉仇视"、"回蒙互杀"政策。
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挖空心思进行一系列离间"回民"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活动。他们宣称"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并有意做出"抑汉扬回"的姿态和两面讨好的手段，制造回汉仇视和回蒙互杀的局面，以达分化、分治中国之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制造回汉矛盾和相互仇视。日军到处宣扬对回民予以特别保护，制发特别通行证给回民，以示优待；又对华北首屈一指的北京牛街大清真寺拨款整修，以博取回民的好感。同时，如回汉民之间有讼事，日军无论回民是否有理，"均直回民而屈非回民"，致使产生非回民仇视回民的普遍心理。原山东省马良为安福系残渣，日本入侵中国，他又投靠日本做了回奸。山东沦陷后，日寇令马良出任伪山东省长，然后又大造舆论，说"北方回民，对新政权均已悦服"。汉族军队面对这样的事实当然指责："回民甘愿为日本之顺民!"进而产生全体回民附日为奸的印象。于是回民一遇中国军队，即不敢自认是回民。
日本在其所办的特种警察队、特务队、侦缉训练班、政治侦探队、宪兵警察等各种机构中，引诱大批回民青年及流落至平津的边疆青年进行训练，毕业进入各机构后，强迫命其每日须办一案。否则就记过、处分甚至处死，结果不但造成大批冤狱，而且造成汉族百姓对回民的仇视。日寇有时命令回民侦探任意抓一非教徒，不加讯问即行拷打，然后再行审问，证其无罪释放时，又假装惊愕地说："汝家与回教有仇乎?不然何以被捉也?"有时将被诬捉者迫害致死，再放出谣言说是回民警员所举发，不能不办。以挑起非"回教"百姓对回民的误解和仇恨。使回民与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关系恶化，"造成民间之绝大恶感，成为民族仇杀之因素"。
日寇不仅以"回汉仇视政策"挑起回汉仇杀，还对汉族人民实行"毒化"政策，在华北等地大量走私抛售鸦片，以控制华北经济，毒害汉族百姓身心健康，从而造成"回汉双方人口趋消灭"的结果。
日本侵略者在绥远、包头等地又实行"蒙回互杀政策"，其恶果更为惨烈!绥远失陷后，日本操纵组建了伪德王傀儡政权，军权则完全由蒙奸李守信控制。李守信所统伪蒙军三师，在驻守的平绥路西段一带，"于民间沽吃霸赊，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肆无忌惮。日寇则对此"视若无睹"，即使民怨鼎沸，甚至归顺日寇的" 顺民"要求查办，日寇亦置之不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对李守信如此放纵，是因为它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是使蒙伪军在地方上尽量搜刮，等所有金钱财物大约收尽时，日本人即可不费吹灰之力，用一纸令文，命其缴至日军部。如人民有怨，则罪归伪蒙军，而财物金钱则尽归日本军官所有；二是使蒙伪军结怨于民，如一旦机会成熟，日军即可将其军权剥夺，这不但有所借口，而且还可以结好民心；三是使蒙伪军军风纪律日趋松弛，而日军则整饬军纪，相形之下，日军力量则更为强大，以便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更为毒辣的是日本侵略者对蒙回两族，既两面笼络，又两面纵容。日军一方面给蒙伪军特下指示，如有回民阻挠蒙伪军的干涉或命令时，准允蒙伪军对回民"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回民发"特别保护证"，允许回民如遇到蒙伪军对他们"不礼貌"时，回民便可"自由抗拒"，必要时也可以请求日本宪兵协助，如抗拒时被蒙伪军惨杀，则日军给被杀者"予以厚恤"。在日军如此阴险的导演之下，绥远省城的回民被蒙伪军"日以被杀闻"。回民义愤填膺，群起思谋报复，但苦于没有枪械武器，日军则及时贷给"仅足报仇之用"的新式枪械以供报复。由此，日军精心策划的"回蒙仇杀"政策，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当蒙军士兵三五经过时，往往被回民仇杀至死!于是伪蒙军更加紧追杀。回民亦加紧报复，循环不已。"短短3年时间，"已彼此仇杀二千余人。"此外，日寇还故意分化穆期林内部，"在包头把回教划分成两派：一是天山派，一是长城派。天山派是指新疆省的回教人口，长城派是指甘宁青一带的回教人，特为这两派人组织两个会体"。借以挑起相互敌视和制造分裂。日本侵略者伪善、无耻、阴毒之手段，空前绝后。
再次，大肆收罗"回教"青年。
日本侵略者在实施上述阴谋的同时，竭力网罗"回教"青年，培植"回军"人才，实行奴化教育，妄图从回民青年中打开缺口，形成亲日、附日的回民阶层，以实现其分化、吞并中国的野心。其收罗回民青年的途径包括建立团体、资助回民学校、选派留学生、发放贷金等。
(1)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
日寇为筹划培植伪"回军"干部，于l938年5月，在北平组建"中国回教青年团"。该团由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小池定雄任顾问，"回奸"刘锦标为主席。对学员的招收，初以初中毕业回民青年为对象，因合格者少，遂改为凡l8岁以上、25岁以下的职业青年均可招收受训。课程主要是奴化教育的内容，培养目标以"回教独立政权之树立，以脱离中国"为追求；同时还包括培养军事干部人才，"以为将来之建立伪回军之用"；而且将《防共学》作为独立学科，利用这一学说作为将来反共排苏的武器。该团体至l942年已培训l0期，毕业500余人，其中学校青年占20％，职业青年约占半数。这些回民青年毕业后大多先被分配到日伪宪警机关，从事特务工作，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回教"政策效劳。
(2)组织"绥远回教青年团"
"绥远回教青年团"直属日本关东军，与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没有隶属关系。青年团每期招收40人，其培训课程特别注重日语和西北陕甘宁青地区地理形势的教育，并且有明显的军事训练性质。训练目的是将来派往内地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同时，又特别提倡学员在业余时间同蒙伪军打架，"任纠合回民从事私门之责"，故因打架而被蒙伪军枪杀者，每年约有数十人。日本侵略者时刻不忘制造回蒙矛盾以挑起互相仇杀。
(3)以补助办学、发放贷金笼络青年
西北学院位于北平回民聚居中心牛街，是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当时该校有高、初中学生三百余人，附属小学四所，共有学生一千余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回民子弟。日本侵略者派高垣信造监督行政，增设日文课程，每月由日军部从特务费中拨款1000元补助学校，借以控制学校和笼络回民。实践女中原名新月女中，1936 年创办，因变故时停时办。l938年秋，日人给予补助，强令复学。当时有女生300余人，其中70％是回民女子。在伪满地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在大连创办"回教文化学院"，派回奸张德纯任校长，每年招收新生80余人入学，计划给伪满培养宣传人才。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设立"回教清寒大学生贷金"诱迫回民青年就范。他们对回民大学生家庭困难者每年每人发给贷金100元至300元，同时又令接受贷金的学生在学校中负责" 侦查同学，草拟情报"。这实际上是借贷金之名，行特务之实。虽然回民大学生接受者寥寥，但一旦上圈套，就欲罢不能，由浅入深受其控制支配。
(4)选派留日官费学生
日本侵略者为罗致更多为其效命的回汉青年，培植侵略力量和在华代理人，控制"庚子赔款"留学生费为其支配，用以收买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国留日学生凡通过"选拔"和"特选"者，则每年由日本文部省发给前者600元，后者800至1500元作为资助奖励，收买人心，培植效忠日本的中国青年人才。当时在国内伪组织中的上层汉奸，大部分来自昔日接受日本文部省津贴的"特选"和"选拔"生。可见其文化思想侵略程度之深。
上述几项虽都只是涉及教育，而且在形式上也都是促进回民教育的措施。然而，日本侵略者绝非大发慈悲，而是通过笼络的手段，培植回民中的亲日势力，消弥民族情感，淡化国家意识，以便实现其分化、灭亡中国的迷梦。因而，这只是日寇亲善姿态掩盖下的又一毒计。
第四，广泛搜集"回教"情报，积极开展反动宣传
"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回教"情报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在天津、北平、张家口、太原、绥远、包头、济南、青岛、南京、安庆、汉口、南昌、广州等地均设立"回教事情调查课"，附设于其特务机关内，专事"回教"情报的刺探和搜集。其总机关在东京日本陆军省调查班，每月将各地所得情报进行整理，刊于《回教势态》，作为机密分送各有关高级机关，作为决策参考。同时，日本外务省则通过驻外公使馆及领事，就各国"回教"情况，要求随时电告该省。外务省经整理后，将可以公开者，刊发在《回教事情》季刊上，以供参考。
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国共合作，掀起反共情绪，还通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刊印《回教》月刊，每期刊印2000份。该刊文章多有"防共"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徒须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又说："青年啊!赶快觉醒吧!现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共产党替我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此类言论不仅充满反共色彩，而且奴性十足。由于其宣传以保护宗教为名，故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
第五，扶持汉奸，奴役分化回民
日寇前述种种阴谋与手段，就是要在中国培植甘为其卖命服务的走狗，建立伪组织，借以欺骗、愚弄和分化回民，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他们不择手段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并列举自清朝以来西北仇杀之事件，挑拨民族感情，故意扩大回汉矛盾，高唱"抗战是为了汉人"，并以"帮助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的宣传欺骗回民，妄想使回民感激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援助复兴回教"。正是在一系列卑劣勾当之下，一些回教徒便认贼做父，投靠敌人，并在各地组建伪组织，替日寇控制、奴役回民。这些组织除前面提到的以外，尚有以下一些：
1938年天津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天津区本部"。该部每日举行"圣战祈祷"，用宗教形式进行法西斯宣传，让回奸张春荣充当鹰犬。日寇还组织"牛业协会"、"牛皮协会"等垄断组织，分别由回奸石竹林和王竹轩任会长，从经济上进行剥削与搜刮。
河北安国县回奸刘东星是刘锦标的侄子，原为马本斋回民支队的敌工科长，后经不住敌伪引诱，叛变投敌，当了伪警察所长兼日寇的翻译官，他为虎作伥，残害抗日家属，后被回民支队处决。
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会总部会刊--山东的马良是河北保阳人，从军后长期担任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等职。在五四运动期间曾血腥屠杀过回民爱国领导人，是军阀余孽。后又经国民政府允许参予组织回教公会。抗战爆发后，媚敌叛国，在济南主持出卖祖国的维持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回奸。他假冒中国回教领袖的头衔，参予组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担任要职，同时任日伪山东省主席、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马良投靠敌人之举，激起广大回民的公愤。中国回教青年会通电全国："查我回教精神，在促进人类和平，发扬人类正义，回教同胞均以主持公理、爱护国家，为世人所共知。今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蹂躏与破坏，与吾人夙所信仰之伊斯兰教有不能并存之趋势。吾人现正积极准备以爱祖国之热忱，牺牲一切，救我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之大中华民族。乃马良竟利令智昏，背叛国家，为贼作伥，不但为国人所同耻，抑且为全国教友所共弃。为此电请全国同胞、全国教亲，一致加以声讨。削除其教籍"。抗战后期，败类马良病死。
河北沧州人刘佩臣，回教徒，1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寇效命。"七七事变后历任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伪沧(州)盐(山)新(海)剿共军司令，伪皇协护民军司令等职。在津南鲁北一带作恶多端，当地30余县人民屡遭其屠杀蹂躏。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委以要职，1947年沧县解放后被正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寇为巩固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地位，消弥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在"以华治华"、"以回治回"方面不遗余力，苦心经营。早在1933年8月，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策划下，由日本侵略分子川村狂堂直接主持，在长春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次年2月该会正式成立，并以长春为基地迅速向东北各市县及农村扩散，五个月后的l934年7月3日，又成立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川村狂堂为总裁，丁一青(又名丁兰青)为会长，韩集斋为理事长。至1935年7月在长春召开的"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议时，该会在东北已拥有l46个分会，l0个办事处，总会和分会共有职员3382人。
这一伪组织在东北各重要城市设立支部，在各市县镇有清真寺的地方设立分会，将"所有回教徒统统作为会员"。 1936年ll月，该会又改名为"满洲回教协会"，辖各省省会所在地的l0个支部，各市县的182个分会。当时吉林省境内分会38个，通化省境内l3 个，"间岛"省境内3个。由于川村狂堂出任总裁，其侵略性和御用性过于显露，l938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改组"协会"，取消总裁，改设总监，由伪"满洲国"军人王殿忠担任。伪政府治安部拨给经费，于l939年创办《回光月刊》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在沈阳特务机关和协和会的操纵下，连篇累牍发表反动言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张目。为了在文化知识界宣传"日满协和"精神，他们又控制了《醒时报》。1940年5月《回光月刊》停刊后，由《醒时报》取代其位置，到l942年，各地分会增至l92个。l943年"协会"再一次改组，王殿忠任总监，于少斋为会长，韩寿山为副会长，金钟深等12人为理事。
据 1936年公布的伪《满洲国回教协会章程》、伪《满洲国回教协会分会章程》和伪《满洲国回教协会支部章程》等文件，可知其活动宗旨在于"宣扬大东亚精神，实现民旅协和"。这个组织的出现和一再改组以及其宗旨，都充分表明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长期统治中国东北而服务的。至于其所标榜的"普及回民教育，改善回民生活，努力达到阐明教义"等词句和推举东北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及阿訇为领袖和分会长，只不过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民族意识"和增加欺骗性而已。
伪"协会"为了替日伪服务，在各地曾成立"回教青年会"、"回教妇女会"、"宣传班"等小团体，致力于"陶冶青年精神"，宣传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通过御用团体"协和会"与"协会"保持着"管理和精神上的联系"。1937年冬，日伪"新京体育协会"张世安，以"满洲国回教协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日本，与日本"回协"若林丰、日本外务省、日本参谋本部"嘱托"铃木刚等人一起活动。张安世曾承认，其活动名义上是"朝圣"，实际却是一次政治旅行，为日本在中东阴谋组织"回教团"、建立"中东伊斯兰国"奔走游说，试探各国的态度，同时向中东各国替日本宣传"日满亲善的政迹(绩)"。
1939 年11月10日，伪政府指派洪启溶为团长，奉天"回协"分会长杨进之、"回协"总会总务科长韩鹄洲、伪民生部宗教股长栗厚敏、协和会本部张世安、奈鲁等6 人组成的"满洲国回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回协"举办的《日本东京回教协会回教圈展览会》。在"展览会"期间，代表团与中国的汪伪集团代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所谓代表团，频频接触会谈。1943年，日伪政府再次派代表团前往日本活动。这两次亲日活动都披上了伊斯兰教外衣，但其政治目的和为日本侵略亚洲进行粉饰则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欺骗广大回民的目的，竞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妇二人拉出，主持对于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的招待，授意溥光夫妇向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表示自己对回教极信仰，一切礼节及把斋等均尊重回民习惯，要求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返北平后代向总会领取回教证明书二张，以便他们夫妇可到北京进行游览活动。显然这是要在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的回教徒"的宣传之下，欺骗广大回民。
日寇在中国的核心地带——东北华北盘踞时间最久，对回民的政治手段和对待汉族人不同，是通过投其所好的手段来操控回民（那时中国还没承认回族），其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回民不抗日。 来中国侵略的日本穆斯林，通过种种手段（建立回教协会、学院；拉拢培养穆斯林青年；搜集情报，制造民族仇杀），把中国回民其他民族的中国人对立起来，此举正是牵制中国抵抗力量的有效手段。可以这么说，日寇建立了三大汉奸体系（汉奸：指的是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一切中国人。）：一是伪满政权；汪精卫政府；三即是糖衣炮弹控制下的穆斯林。
《圆觉经》：“若诸众生，虽求善友，遇邪见者，未得正悟，是则名为外道种性，邪师过谬，非众生咎，是名众生五性差别。”憨山大师开示：“此外道种性也。既云一切众生，皆证圆觉，无有不成佛者，何得有邪？良由所遇邪师邪教，故成邪耳。此但邪师之过，非众生佛性之过也。此经圆教大乘，无机不摄，以因师邪而邪，若舍邪归正，无一不成佛者。阐提作佛，义见于此。”赵州古佛云：“兄弟！正人说邪法，邪法亦随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亦随邪。”
回族佛教评：依邪师白彦虎这样的，把回族人民引向邪路，回汉灾难，卖国求存，遗臭万年；依无神论党员马本斋这样的，把回族人民引向正途，回汉敬仰，抗日爱国，千古流芳。白彦虎邪的根源是依邪教，回族百姓走邪路的根源是依邪师。所以，宁可无戒无信仰，莫依邪教邪师。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科学.探索频道（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每天北京时间21：25准时播出）张家口市与中央十套联合拍摄的4集电视专题片《抗日同盟军》4月4日至4月7日（在5月份在中文国际频道中午11；25重播过）在央视第十套《探索发现》节目播出。其中第二集《还我河山》：4月5日晚21：25首播，次日上午9：48，下午16：35重播。吉鸿昌率部收复多伦后,在清真寺对回民讲:“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这个是记者通过采访当地的清真大寺的阿訇，回忆吉鸿昌将军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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