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营了一百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1855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伏首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追随者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在华外国传教士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今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周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一百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值此世纪更迭、各国人民寻求理解、对话和和平之际，梵蒂冈却在台湾所谓天主教主教团的鼓动下，别有用心地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谓“封圣”，企图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们不纠缠历史，但绝不等于我们能够忘记历史。对于任何借翻历史旧案为其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人民是绝不答应、绝不容忍的。 回族佛教指出：客观教义和客观教义引发的事实才能代表一个宗教的实质。
一个宗教是不是邪教，依这个原则可以判定。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 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 “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 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 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 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教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 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传教杂志》1902年）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 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中国教案史》 548页）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第三天，即8月16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 如其总值不超过50两银子（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 50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 如所抢之物，不论是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500两银子（折合1750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统计，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遣使会年鉴》）8月17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 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12万两。 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盘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势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北京使馆被围记》）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 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街，还受到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 《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基督教犯下的历史罪行
1.十字军
由1096年至1291年间，十字军东侵先後共8次，表面上是为宗教而战，实际上是一场由罗马教皇、西欧封建领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第一次于1097年春在君士坦丁堡集近四万人，经小亚细亚向耶路撒冷进攻。十字军沿途抢夺、杀人放火，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于1099年7月15日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七万余人，血洗全城。第二次东侵由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Ⅲ)集合７万骑士东进军，因德、法之间的矛盾，拜占庭帝国不支持和指挥失当，沿途损失惨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三次由德、法、英三国组成，但德皇在进攻拜占庭时阵亡、而法王因国内政治纠纷率部回国，英王在顽强抵抗下未能攻陷耶路撒冷，结束这次东侵。第四次东侵主要是攻击国力衰弱的拜占庭帝国，1202年，法、德、意十字军由海路于威尼斯出发，于1204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焚城掠夺达一星期之久，把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烧光，甚至挖掘坟墓，劫殉葬品，所有文物、艺术品、文献图书损失殆尽。经历四次组军后，普遍人民对十字军的神圣性怀疑，教会只有鼓吹儿童参战，于1212年集合两支年龄约十二岁的儿童十字军，二至三万德国儿童往热那亚途中因缺乏组织，无补给而溃散。沿途大部份死于饥饿、疾病，最后到达的因无人照顾，生活悲惨。最后一部份奔回故乡，一部份流落意大利。另一支法国儿童十字军的二万人，到达马赛港后被骗上七艘船，两艘在地中海遇风暴沉没，另五艘到亚历山大里亚後，全被卖作童奴。其后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组织第五次东侵，但在进军开罗途中遇到埃及人强列抵抗，于1221年与埃及签订和约而结束第五次东侵。1228年德皇组织第六次十字军，因教皇出兵攻占德皇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土，德皇因此回师欧洲而结束。第七次是于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率兵进攻埃及，但于1250年兵败被俘，后得用重金赎回，第七次十字军东侵以失败告终。第八次东侵是路易九世为报兵败之仇，于1270年发动，因无人响应，独自领兵进攻突尼斯，但全军染上疫症，大量死亡，路易九世也死于疫病，残部回国。此後，教皇多次号召组织十字军，都未能实现，至此，十字军东侵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教会对「异端」的镇压
2.1阿尔比派（卡塔尔派）（Cathar）
这一派信徒谴责世俗，自称是纯洁的。本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教派，他们反对神职人员称为"完人"，反对神职人员拥有财产，与当时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行为有强列冲突，但深得反对腐败的基层人民支持。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宣布阿尔比派为异端，动员西欧各国对异端的暴力镇压。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郡受到贵族的同情，反对罗马教庭。1208年，教皇特使在图卢兹伯爵府中被杀，引发教皇讨伐阿尔比派，并宣布凡参加讨伐异端的十字军都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他们过去及将来所犯的罪都得到教会赦免，所欠的债不用付息。法国北部贵族垂涎南部的财富，纷纷加入。于1213年，阿尔比派遭到决定性的战败，十字军大肆屠杀劫掠法国南部。在他们攻入比塞埃城时，感到无法区别谁是异端份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指示说： 只管把他们统统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 这次暴力镇压经历20年（1209-1229），许多富庶的城市化为废墟，田园荒废，经济破坏，阿尔比派及法国南部的贵族势力都被摧毁。
2.2韦尔多派
韦尔多（Pierre Valdes）本是里昂商人，效法基督过清贫生活，变卖家产，周济穷人。不久，赢得一班支持者，形成韦尔多派。他们只是主张赤贫，人人有权传教，反对教会神职人员腐化，散播于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笼络他们，曾准许他们活动。1179年，遭到教皇的谴责、并禁止他们自由传教。1184年，在伐罗那宗教会议上，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 Ⅲ）宣布罚绝韦尔多派，并迫使韦尔多派与罗马教会决裂，韦尔多派转为地下活动。其后韦尔多派发生意见分歧而分成两派，而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08年进一步分化韦尔多派，组织"公教穷人团"进行韦尔多派式的活动，使一些温和的韦尔多派归附罗马。最后于16世记汇入宗教改革活动，成为新教
徒。
2.3宗教裁判所
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审讯秘密进行。宗教裁判所所制订的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告不仅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者应受罚绝。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500年，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3.参与非洲奴隶贸易
罗马天主教会在各地传播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进行。探险家船队为传教士提供必需物品及保护，而教会却提供特权给予协助传教的国家。早在1452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授权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征服和统治异教徒。并且宣称异教徒是神"赏给信徒的产业"。1454年教皇批准葡萄牙垄断非洲的奴隶贸易。1458年天主教传入冈比亚，1491年天主教传入刚果，葡萄牙人16世纪在西非海岸实行殖民统治和传教，使刚果成为葡萄牙的附庸和奴隶贩子的据点。传教士为掳掠来的黑奴施洗，然后一批批地押上船，他们便可获取洗礼费。
4.传教活动残杀异教徒
传教活动在拉丁美洲是以野蛮屠杀式进行，而主要是西班牙政府及传教士参与。152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令，每支船队必须携带传教士同行，否则不准离港。根据传教士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Las de Casas）记载，西班牙征服者每征服一个地方便宣布一道命令，用最残酷的死刑和武力胁迫当地土著皈依基督教，并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拒不服从者，立刻被屠杀。安的列斯岛原有三百万印第安人，1514年减至14000人，最后只剩下200人。1536年西班牙人抵达新格拉那达，传教士更欺骗当地居民说，西班牙人是"公正的太阳之子"，将向他们宣传道理。于是居民同意在太阳神庙内树起十字架。由于印第安人入教是被迫的，他们依然秘密崇拜自己的图腾及神像，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当地居民，1602年耶稣会会长提出建立印第安人宗教归化区，把逃往森林深处的印第安人进行思想改造。从1610年起，耶稣会在巴拉圭建立这种分开殖民征服者及当地居民的村庄，有十五万印第安人分别住在卅个归化区内，由传教士负责管理。印第安人只能听从传教士命令及从事沉重的种植及采矿活动，事实上，他们只是传教士的奴隶。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阿兹特克人的家乡墨西哥。他们欺骗阿兹特克国王说：「西班牙人的到来完全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光明。」不久便囚禁了国王，并假借他的名进行统治，残酷地屠杀反抗的墨西哥人。1524年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联合派出十几名传教士到墨西哥传教，他们为酋长之子及印第安人洗礼。根据方济各会报告：1536年受洗者有500万，到1540年受洗者巳超过900万。17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及英国和荷兰（基督教）争生恐后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当然，对土著居民实行种族
灭绝政策，把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斥之为迷信这些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
（此文取材自《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逸主编。
执笔人有：颜昌友、文庸、乐峰、张小青、段琦、王美秀、石明培。） 基督教之客观教义:
(马太福音 23 : 9) “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路加19:27)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
基督徒的主子、杀人恶魔耶稣：
(启示录2:23)“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
〖太10:21〗：“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２２：２０〕
亵渎耶和华的名字的，用石头打死。（利２４：１６）
妻子来月经的时候同房的，夫妻一起杀死。（利２０：１８）〔这也管得太多了吧，至于吗？〕
耶弗他向耶和华许诺把在他回家时看到的第一人杀了祭献，虽然那人是他的爱女，还是杀了感谢耶和华的恩典。（士１１：２９）
耶和华听见百姓发怨言，就怒气发作，发火烧他们。（民１１：１）
仅仅因为有一个以色列人带了一个米甸女人到弟兄那里去，耶和华就在以色列人中大发瘟疫，死掉了二万四千人。（民２５：６）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了参孙，使他杀了一千人。（士１５：１４）
耶和华以色列人发怒，降瘟疫杀死七万人。（撒下２４：１５）
对于不信基督教的人，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申１３：１）
伊斯兰教之客观教义：
伊斯兰教：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古兰经 4:141) 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2：216)(注：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冒号前后数字为章和节)。)为主道而战的人将永远获胜，将得到真主的奖赏；为主道而战阵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独厚，他们用不着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马上进入乐园。乐园是一幅诱人的图景：“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蜜河，蜜质纯洁。”(47：15)
此外，还有库莱尼汇编《宗教学大全》、巴伯外希-库米《人人当自己的教律学家》、编纂家图西的《圣训辨异》和《教 法修正》四大圣训集与《塔志圣训》、《利雅德圣训》、《穆宛塔圣训》、《穆赫塔勒圣训》、《布哈里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铁密济圣训》、《奈萨仪圣训》、《伊本·马哲圣训》、《米什卡体圣训》、《穆斯奈德圣训》等说的更露骨。如：
穆罕默德和欧麦尔命令穆斯林侵略异教徒的国家，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只敬拜安拉或交纳人丁税。 (布哈里圣训4：53：386)
最好的穆斯林是那些用将锁链扣着人的颈项直到他们接受伊斯兰的穆斯林 (布哈里圣训6：60：80) 。
穆罕默德奉命和人类进行斗争，直到他们念清真言。 (布哈里圣训1：25，392，393；4：52：196)
穆斯林们受命讨伐阿拉伯人，直至他们归信。也只有在他们归信后，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清算归安拉。（93）
对于非阿拉伯人，如犹太人、基督徒、买祖斯等等，穆斯林同样要进行讨伐，直至他们归信，或交纳人丁税。（ 94）
马克思曾就伊斯兰圣战的这一教义基础和渊源写道：“《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页。)
回族佛教评：当基督徒及穆斯林具备杀人的条件时，不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所谓异教徒被杀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时这些客观教义就发挥作用了。
穆斯林对中国的几次圣战
一，恒逻斯之战公元654年，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大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入侵。在半个多世纪内，相继征服了我国唐朝所辖的中亚诸国及这一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公元709年，阿拉伯帝国驻伊拉克总督哈查智给其亲信卡西木与库泰拔下令：伊斯兰教东征的最后目的地将是中国，二人中谁先征服大唐帝国，谁就是未来 的中国总督。在这个强烈诱惑的鼓舞下，任阿拉伯驻呼罗珊总督的库泰拔，直接向东用兵，要与唐安西大都护的主力部队决一高下。公元715年，唐安西都护府1 万大军在拔贺那(今乌孜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下给前来进犯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东征军以迎头痛击，取得巨大胜利。可惜由于唐玄宗对阿拉伯入侵中亚的问题上采取 了绥靖态度，致使这次战果未能进一步扩大。就在当年，库泰拔的一支部队乘虚攻占了疏勒都督府(今喀什噶尔)，在今日新疆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了伊斯兰教的大 旗。很快，拥重兵在外的库泰拔因不服新登位的阿拉伯哈里发苏来曼而举兵谋反，结果失败被杀。不久，又在崛起于西域的吐蕃大军的攻击下，阿拉伯军队被迫西 撤。
公元751年，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唐帝国为了保护四镇及安定安西地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汉兵两万,藩兵一万,长途奔袭七百余 里,翻越帕米尔高原海拔7224公尺的穆斯塔格山主动出击阿拉伯人。两军在恒逻斯城相遇。阿拉伯方面的主将是阿拉伯的呼罗珊总督阿布。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宗 教战士四万人，加上被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属国的兵力数万，总兵力当在十万至十二万之间。
唐军骑兵一般使用马槊，在近身肉搏时候则是用横刀，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唐样大刀”。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 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唐军步兵均用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 “如墙而进”，肉搏时候威力不减，史载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 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升。唐朝军队在武器上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成熟的弩，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 （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 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
马匹方面阿拉伯人占了绝对的优势，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这是唐军所不能相比的。
靠着步兵的强弓硬弩，高仙芝曾经占有很大的优势，中国骑兵一度完全压制了阿拉伯骑兵，但是由于阿拉伯联军数量极多，高仙芝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中国军队战斗到傍晚之后，葛逻禄藩兵突然叛变，他们从背后包围了中国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而阿拉伯联军乘中国军 队由于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中国军队的中心，于是高仙芝终于溃败，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在收拢 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但是在副将李嗣业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段秀实和李嗣业保着高仙芝撤离了战场。由于对中国军队在怛罗斯 战役中表现的惊人的战斗力印象深刻，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
恒罗斯一役对整个唐帝国的影响却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明显，虽然此役导致葱岭以外诸国相续叛唐，依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但整个唐帝国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二、于阗“圣战”
公元915年的一个深夜，索图克带领自己的穆斯林亲军，在喀什噶尔的皇宫内进行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一举夺回了喀喇汗大汗之位。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首领。他死后被安葬在阿图什。苏丹索图克麻扎（陵墓）至今还被新疆穆斯林们视为宗教“圣地”。
从此，喀喇汗国靠武力开始对本境和邻近地区推行伊斯兰化。
当时的于阗国(都城今和田县境)国王李圣天,有汉族血统回鹘人（称有回鹘血统汉族人似乎更合适），祖上曾娶唐宗室女,所以其一直自称宗属,称中原为 舅家,于阗国以佛教为国教。作为一个在汉文化下孕育并成长起来的西域人，李圣天忠诚的奉大宋政府为中央政府，穿汉服，行汉制，遭到了伊斯兰的仇视，喀喇汗 的几次大规模入侵，都遭到了他有力的抵抗，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依靠对佛教信仰的忠诚和敦煌归义军的支援，他勇敢的率领西域各族人民抗击喀喇汗的“伊 斯兰圣战”。
李圣天曾派人告诉当时的阿拉伯呼罗珊总督说:“你们敢加害于我们的任何一人,我就要聚歼所有穆斯林团体”
公元917年，于阗国不堪MSL的屠杀，大军直逼喀什噶尔城下报复。在喀什噶尔南70余公里的英吉沙一线，双方血战7天7夜，于阗军获胜。此后，这两大政权之间的战争消沉了好些年。
公元955年，索图克的长子巴依塔什继位。靠武力继续推行伊斯兰化，伊斯兰教被正式定为国教。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国，就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为国际伊斯兰教界所正式承认。喀喇汗就成为我国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地方政权。
喀喇汗对本境和邻近地区的异教徒不断采取野蛮的军事进攻。圣战者们高唱：
我们像急流奔驰，
我们出观在城中；
我们毁坏佛寺，
我们在佛像头上撤尿......。
进行“伊斯兰圣战”。
从公元963年开始，于阗政权就开始发动了针对喀喇汗的军事报复，双方相持不下。969年7月间，于阗又发大兵进攻喀喇汗，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 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名叫吉祥的僧侣，将战利品－－－－－一头大象献给了宋太祖。这事在《宋史》里有专门记载。
公元998年，于阗大军于再度兵临喀什噶尔。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同时策反了喀什噶尔一带潜伏的势力里应外合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又一次占领 了喀喇汗的王都。喀喇汗王阿里? 阿尔斯兰在中亚撒马尔罕闻报后，立即火速率军东救。喀什噶尔城下一战，于阗军被迫撤退，困守喀什噶尔城之南的艾斯克萨城堡，经过长达5个月的攻守战，于阗 军队突围杀回于阗。
公元998年，于阗政权发动了对喀喇汗攻势最凶猛的一次进攻。当阿里?阿尔斯兰得知于阗军再次兴兵而来，他挥师南 下，两军再次对垒于英吉沙。第一回合，阿里的四叔侯赛因战死沙场。第二战，阿里的二叔艾山又重伤毙命。第三次猛攻。喀喇汗的这位最高统帅与自己的姐姐艾丽 努尔同时被斩，他的尸体被于阗军队抛弃，而头颅被带到喀什噶尔悬挂于艾斯克萨城堡墙头。伊斯兰士兵全军覆没。
（阿里．阿尔斯兰的死，为喀什噶尔留下了三处“圣战”遗迹，今天，依然是喀什噶尔MSL每逢年节必去朝拜的“圣地”。
第一处，即艾斯克萨城遗址。 在今喀什市郊东南部的艾斯克萨村。
第二处古迹是奥达木麻扎。位于今喀什市东南约50公里处的疏勒县与英吉沙县交界处的阿拉甫流沙地带；是公元991年与998年于阗与喀喇汗两次血战 的杀场。作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初期传播的“圣战”纪念地，引得当地与外地MSL世代争相朝拜。奥达木麻扎朝拜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祷告真主让当年战死于此地的 阿里阿尔斯兰头首重合，并祈求当年的“圣战”英灵们为自己消灾求福。
第三处遗迹，便是阿尔斯兰墓。
该墓坐落在市区东南部吐曼河东岸的高埠之上）
公元998年的英吉沙大战，几乎使喀喇汗毁于一旦。阿尔斯兰堂侄卡德尔在公元999年，派出使节，向中亚伊斯兰世界求援。由麦达音(即布哈拉)的4 位著名伊玛木(伊斯兰教首领)率领的穆斯林东征军，以及从巴格达、伽色尼(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花刺子模(在中亚乌孜别克斯坦)等地招募的士兵纷纷加入 了进军喀什噶尔征讨中国异教徒的行列。这支号称14万的伊斯兰星月军。翻越帕米尔高原杀逼喀什噶尔城下，气焰十分嚣张。于阗两万汉人及各族军队主动放弃喀 什噶尔向南撤退，诱敌深入。卡德尔以为有机可乘，穷追不舍。 结果在李圣天神出鬼没的数次出击后，接连损失了来自巴格达的将军加拉里丁与花刺子模的将军卡西姆，但他们依然冒险前进。
公元 1000年11月11日，战线转移到今策勒县南部山地的波斯坦乡（殉教者岭，时至今天新疆还保留着此战场遗址，每年都有数千新疆回教教徒前来拜祭）。伊斯 兰星月军进入了于阗军队伏击圈，喀喇汗大军在军情不明的情况下竟然还全体做起了礼拜。于阗军队当然毫不犹豫如猛虎扑食般冲下山来，打得喀喇汗军一败涂地。 阿拉伯人叹息说“圣战者象雪崩一样被杀死”。这一场鏖战，伊斯兰星月军全军覆没，来自麦达音的4位伊玛木全部丧生，至今在波斯坦乡还能看到“四伊玛木麻 扎”。卡德尔败北而归。这一年多的“圣战”，使喀什噶尔到于阗的千里大道两旁，留下了一座又一座MSL的“圣战”之墓，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公元1006年，经过相当的休整恢复，卡德尔再发大兵进击于阗政权。在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后，于阗王战败身亡。随着于阗地区的被征服，整个塔里木盆地西南 缘的佛教势力开始宣告消亡。那些自东汉马家军戍边开始迁徙至西域的汉人军民遭到了伊斯兰军队的血腥屠杀，在这里从汉代起流传了上千年的儒家文化，道教文 化，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穆斯林文化
。
三，广州劫掠
唐朝时，朝廷对陆、海对外贸易是很重视的。在广州唐王朝特设“市舶使”，以专司其事。广州曾聚集了数万大量从事海上贸易或是陆上贸易阿拉伯和波斯msl。
阿拉伯和波斯人当时所受待遇相当不错：
1．来唐进行贸易的阿拉伯、波斯人、均受到朝廷厚遇。
2．阿拉伯、波斯人在生活和营业上也受到优待，在广州专门划出了蕃坊，供他们集中居住和营业。这样，使这些穆斯林可以各按照其本国的习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并自己处理他们内部事务。
3．阿拉伯、波斯人可以在内地定居，买田置屋，娶妻生子，行旅往来不受限制，生活和营业都很自由。
公元757年9月，唐朝借用回纥军队，协助镇压安禄山反叛。联军的主力，唐朝方面是郭子仪率领的唐军；藩军方面是叶护太子统领的四千余回纥兵（混有从大食来的约1000名阿拉伯兵）。
平叛结束后，阿拉伯士兵沿海道返回本土。
758年，这些军士到达了广州，目睹广州的繁华和发达，对广州的财富垂涎三尺，就勾结城内的阿拉伯人一起发动暴动抢掠了广州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肃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标点本，第一册第253 页）载：“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北京：中华 书局1956 年标点本，第十五册第7062 页）载：“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给广州人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黄巢入粤消灭了这些阿拉伯人后，战乱才平息，使广州稳定了1000多年，冤有头，债有主，但现在观点返倒是说黄巢在广州祸害无辜
760年扬州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叛乱，当地百姓驱逐阿拉伯商人
泉州叛乱
公元1276年2月，蒙古人攻陷杭州，宋端宗赵昰逃入福建，在福州另立朝廷，年号景炎。
福州朝廷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其极大的权力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
蒲寿庚，阿拉伯(色目)人，曾任提举泉州舶司，世受皇恩，祖父起垄断泉州海外贸易几十年，势力很大，有自己的武装和船队。
1276年10月，蒙古人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水师十万人，带着宋端宗赵昰及卫王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蒲寿庚闭门不纳”。
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经漳州去潮阳。临行，朝廷又拨了二千五百人进泉州给蒲寿庚，命其带着自己的船队随后南下抗元。蒲寿庚依旧抗命不从。
面对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员抗命不从，再加上作战船只不足，国难当头，宋军无奈，临行前强行征用了蒲寿庚的部分船只作为战船离去。
蒲寿庚和蒙古人早有勾结，正好有了借口，于是借口船只被抢，大肆屠杀了城内的2500名宋兵和宋朝皇室的宗亲3300多人、泉州的士大夫不知其数。领兵投降了蒙古人。以所拥有的所有船只交蒙古人进攻残余宋军。
公元1277年6月，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攻打蒲寿庚，声势浩大。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后，因蒙将唆都等来援，消耗了 大量的兵力，被迫解围南撤，复返广东。至此，宋兵再也无力收复福建。也为泉州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表面上看蒲寿庚投降蒙古人维护了自己家族和泉州MSL的利益，赌注算下对了，短期内也似乎如此，但随后其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数十年后，蒲氏后人及当地MSL在蒙元未期趁着蒙元即将垮台之机，又来了一次趁火打劫的行为，在福建发动了亦思巴奚兵乱，福建民众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痛苦 灾难，当时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相当于古代的上海，香港）泉州由于是兵乱中心，结果被毁于一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卖国求荣助纣为虐的蒲氏深恶痛绝，下令 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为奴，不得登仕籍。蒲氏从富族成为贱族达数百年，真是天网恢恢，恶有恶报。
亦思巴奚兵乱
至正十七年（1357年）发生的亦思巴奚兵乱长达10年，使泉南人民陷入苦难中，更使历来繁荣的泉州港遭一蹶不振。
“亦 思巴奚”翻成中文大意为“伊斯兰骑兵”。因为元至正年间，各地爆发的反元起义已阻隔了中央政府与南方各行省间政令的通达。元政府下令各地自行召集“义 兵”，以御“盗贼”。还给予各行省更多的权力，凡三品以下的地方官在各省间迁调，五品以下的可由行省照会中央，自行任命。这时，本自波斯舶商互市来泉的赛 甫丁、阿迷里丁两人通过参与镇压吕光甫等抗元农民起义军，加上用金钱贿买，被授予义兵万户之职，掌握了地方武装。他们看到天下大乱，朝廷政令不行，竟野心 勃发，招集一帮西域人为其党羽，合谋占据泉州，搞伊教独立王国。
这时，福建行省的蒙古贵族内部发生矛盾，给赛甫丁的叛军势力发展以可乘之机。赛甫丁带兵北进福州，阿迷里丁以增援福州为名，带兵至兴化城下，攻陷兴化城。纵兵杀掠蹂践郡境将近1个月才撤回泉州。此后，又利用兴化各派地方势力矛盾，屡屡出兵，杀掠无禁。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泉州市舶使那兀纳袭杀阿迷里丁，自领亦思巴奚兵权。这年四月，盘踞福州三年多的赛甫丁也被新任福建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发兵围攻打败，不得不率残部从海路逃回泉州，依附于那兀纳。
那兀纳也是西域人，是蒲寿庚家族的女婿，在泉州拥有相当的财力和势力。取得权力之后，他的暴虐行为比起阿迷里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兀纳炮烙泉民还不够，又多次派其党羽，率兵攻惠安、仙游、兴化，肆杀掠夺。福清人陈友定因讨寇军功，升至汀州路总管，超擢为福州行省参知政事，带兵前 来救援兴化。命其子宗海出战，亦思巴奚兵陈尸数千；星散逃走。陈友定出兵之前，先通过原任晋江浔美盐场司丞陈，与晋江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络，以为内应。陈派 人送檄文与他的好友，晋江州盐场司丞龚名安。接到檄文之后，龚名安招集一支水军，驻泊于晋江南岸东山渡口，以待时机。陈又用人说动驻守泉州西门的西域人千 户金吉反正，让他在官兵来时打开城门接应。因此，陈友定大军未至，陈龚名安已执拿那兀纳及赛甫丁二酋，立下平叛首功。这时是至正二十六年五月。
历时将近十年的亦思巴奚叛乱终于平息，多年蓄积下的仇恨驱使民众对亦思巴奚叛兵施加报复。势炎一时的那兀纳、蒲寿庚家庭更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少数见机逃走外，都被愤怒的民众打死。
回族佛教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靠战争手段祸害过我国，这是其客观教义使然。以史为鉴，脱离中国政权和法律摄持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是邪教。所以不愿受中国法律摄持而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猪狗不如。信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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