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 白崇禧白先勇的基因密码
觉悟 白崇禧白先勇的基因密码资讯来源：中国时报
【编按】以《台北人》、《孽子》等作品享有盛名，近年积极推广昆曲之美的文学大师白先勇，近日接受本报调查采访室与文化组深度访问，首度对台湾媒体畅谈家族影响点滴与同性恋心路历程。本周以白崇禧、白先勇父子为核心的“名人家族故事”，今明两天以上、下篇两块专版呈现，带领读者深入白先勇的内心世界。
一个是抗日名将、一个是文学大师，白崇禧与白先勇这对父子，各自用一种既传统、又叛逆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连系父子之间的基因密码，竟是从元朝以降源远流长的回族血统。依照白先勇的看法，这股“非中原人士”的“蛮夷血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对父子的性格与命运。
长年定居美国的白先勇，最近为了难能可贵的“白先勇作品集”全家福到齐，特别回台与散落各地的书儿、书女重新素面相见。外界最关心的焦点，除了他的新作何时问世，还包括他为父亲撰写的传记面目。从个人、父亲到家族历史，且听白先勇如何述说。
远祖来自中亚分支融入蛮夷
问：您曾强调遗传对一个人性格、命运的影响，您的家族源自中亚、后来才改姓白，回族血统对父亲与您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具有叛逆因子？
答：我们祖先是元朝到南京做官的伯笃鲁丁公，有的资料说我原籍江宁，错误，这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来自中亚的色目人。我们家族大概明朝时改姓白，其中一支到广西桂林传下来。回族血统影响我的叛逆因子，我认为是有的，我们不是中原人，不是汉族，不是孔门儒家，揖让进退、中规中矩，我们不是这样。
我父亲念史记汉书、四书五经，他有受到儒家影响，但他打起仗来，就不是儒家那种个性。这种个性我不知道是回族血统影响多，还是后天的广西蛮族强悍民风影响多。我们后来都被驯化了，不过好像在血液里那种不安定、叛逆会出来。像我父亲会跟中央对抗（笑），我对有些传统的东西是尊重的，但对于有些迂腐的东西也觉得应该去除。
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蒋介石）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别人看到蒋生先怕得不敢说话，我父亲则是平起平坐，该讲就讲。蒋先生有时听的，有时不听，也有犯了他的忌的。
父亲笃信回教儿子皈依佛教
问：您的家族都信奉回教？
答：我父亲信回教，但近世回教却变得很保守、落伍。我父亲虽然创办中华回教理事会，清真寺也是他建议外交部长叶公超建的，但他对回教落后的规定，例如不准女性受教育、女性还要戴面纱，极为反对。我父亲十八、十九岁就参加辛亥革命，参加敢死队去武汉，他们那一辈有这种革命精神。
问：您的作品受回教影响多，还是佛教？
答：佛教。我受到回教血液叛逆的、非正统的影响，但我对伊斯兰教在宗教教义上面不是很近。我念过天主教学校，在香港念初中时我是背圣经的，但慢慢的年纪大一点了，我想皈依的，偏向了佛教。
问：您撰写父亲传记已经发表了三篇专文，如何以文学家进行历史功过评断？
答：我父亲从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国共内战到台湾，与中华民国、国民党有长达半世纪的关系，在民国史扮演关键角色。台儿庄大捷让全国士气大振，我父亲发挥了广西将领作战的优良传统，八年抗战才能持续下去。
父台儿庄大捷抗战史仅三页
台儿庄大捷等于是民族存亡的一仗，如果在美国、日本、欧洲，像这一仗有多少专书会出来？但到今天还没有一本台儿庄专书，实在不负责任。我看到国防部之前出的七百多页抗战史，台儿庄大概只有三页，难怪中共说国民党没有抗日、日本说没有南京屠杀，因为你连自己的历史你都不记录。我希望唤醒大家对历史的重视，一切政治因素应该撇掉，现在应该是写信史的时候。我不是军事史专家，只是参考父亲与李宗仁的回忆录，及听父亲口述，按理讲应该访问所有参与的人、收集所有资料，从台湾、大陆、日本各种角度好好写，国民党应该好好写一本民国史而不是党史，这是当务之急。
问：父亲传记何时可以完成？最困难地方是什么？
答：这个一直拖，因为我自己去做昆曲了，影响我的进度。而且我不是学历史的，对于历史宏观的因素，的确满困难的。我现在可能要以重点为主，我了解父亲非常在意的那些事情，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心脏病发猝死驳斥下毒传闻
问：白将军的死因众说纷云，还有一说是特工下毒，您会如何记述？
答：传说很多，我们的判断，父亲的死因没有任何外在、急迫的原因，所以“特工说”、“下毒酒”等说法都是传闻，没人会那么笨的，除非那天有档案出来。我父亲有心脏病（编按：白家有此病史，白先勇也动过心脏手术），医生说父亲是心脏病猝发，这是最有可能的，否则想不出任何问题的。（爱白网注：原载于2008年10月4日《中国时报》／何荣幸、李维菁、谢锦芳、郭石城、高有智／专访）
与家族成员不同，半百之后白先勇笃信佛教。 （蔡明德摄）
凤凰周刊：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
凤凰周刊：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
2009-8-15 10:35 来源：凤凰周刊
白先勇先生的父亲白崇禧将军,广西桂林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是民国时期的军事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小诸葛”的称号表明了白崇禧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意义,他的价值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具体参与了哪些战役,那只能说是“武”,而在于他有令人信服的周全计划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例如抗日战争初期,他著的《游击战纲要》一书,曾作为国军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本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他所制定的6条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后来便成为各战区作战的根据。
作为白家之后,白先勇先生一直在为其父写一本传记。这本书一部分将澄清白崇禧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真实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另一部分是回忆白崇禧在台湾的晚年生活。
父亲教我们唱《满江红》
我们白家一共10个孩子,3个女孩,7个男孩。我排行老八,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的家教很严,成绩单是我们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他在外打仗,给家里打电话,没几句就要问我们的成绩。我知道他心里最喜欢四哥和小弟,但是很器重我,因为我成绩特别好,都考第一。小时候生病,我休学4年多,后来拼命念书,因为家庭环境如此,学习好才有家庭地位。
白家人,若有享受家庭特权的心思,是大忌。我哥哥曾经因为向佣人发脾气,而被父母骂。我父母待人都很宽厚,特别对部下,虽然严格,但是待人好。
一家人在桂林生活的时候,我很小,不大懂事,不知道那时候和日本人打得多厉害。现在想起来有一段很动人的经历。有一次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去乡下看我的祖母。我爸爸很孝顺的,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看祖母,在汽车上他就教我们唱歌。他就会唱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那时候小孩子不懂嘛,我们一路上大声歌唱,高兴得要命。但是当时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悲壮啊。
父亲40多岁才有了我,年龄差距大,代沟是有的,但是我和他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古典文学。我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常常研究。
我和父亲很有话讲。父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台湾,我已经上大学了,他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论今。这既是父子话题也是男人之间的话题。
在家里,我小弟是挨过打的,他很调皮,又是个鬼精灵,和我爸爸斗智,哈哈。我知道父亲很爱他,爱之深,责之切,打也打得凶。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重话都没有,最重的一次,是他让我替他寄一封信,但是我忘了,在桌上放了两天,他看到了,脸色不高兴,说“与人谋而不忠,不行”。我当时脸红的呀,真是羞愧。我很感念他培养了我一分很强的自尊自信。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的时候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非常好,我爸爸是个很强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撤点老娇,他就让了,呵呵。在家里,可是我妈做主,她也是很强的人,出身大家闺秀,做人正派,但小事情比我父亲好说话,轻松多了。我想,如果我妈妈不是一个很正派正直的人,我爸爸也不会让她,我爸尊重她。因为我爸爸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她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
我没有为他去世流泪
我先考上的是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文学,想重新报考台大外文系。但之前我放弃了台大的保送机会,现在又要考回去,哪敢和家里说?我就瞒着家里悄悄退了学,直到第二年榜上有名后,才告诉父亲,他虽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太责备。我父亲有个优点,虽然他很强势,但是讲理,你能以理服人也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从文的志向,他也理解,直到后来我和朋友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他从经济上很支持我。
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又离开台湾去美国留学,父亲可能很孤独,但是他并没有挽留我,因为孩子的学业他一向看得很重。
刚到美国,我独自打理生活,连个鸡腿都烤不熟。后来慢慢学,一度对做饭还挺起劲,拿手的是宁波菜麻油鸭,朋友们觉得不错,因为很麻烦,我也不轻易做。我和父亲都喜爱吃桂林米粉,以前在桂林,他打仗回来,就让家人做碗米粉吃。北京华侨饭店旁边有家桂林米粉店,味道不错,我每次来北京都要跑过去叫上两碗米粉。
在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惦念父亲。1966年,三哥告诉我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感应。我当时的反应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没有落泪,默哀了一晚上,一夜无眠。我回想他的一生,对他充满崇敬。遇到感人的伤心的事情我也会掉泪,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不应为他掉泪。他是那么强的一个人,我只是对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逝去,觉得悲凉。
关于他去世的种种传言我会在父亲的传记里写,但是我也没有结论,很多人讲是国民党特务下的手,我觉得是谣言。因为他们为何要留下一张药单?这很笨,他们完全可以做得不留痕迹。我相信医生的说法,他的心脏是冠状肿大,一直不太好。
现在在我美国家中,迎门有幅对联“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书给我父亲的。父亲过世后,子女清点遗物,我带走了这个作为纪念,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父亲,也发现他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真而不轻言放弃的做事态度,言出必行,军令如山。我这点很像他。
他爱才若渴,重视教育,我也爱才,教书29年,很爱我的学生。我最痛恨懒学生,同情笨学生。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系系主任,一个美国人,汉学界的明星,就是我的学生,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艾朗诺,教他的时候,还带他到台湾拜师傅。我父亲在他那个年代,也送了很多回教青年去留学,他相信科学。到了台湾,他曾把十几岁的林海峰送到日本去学围棋,成就了他。
还有,我和父亲都爱莳弄花草,我爱茶花,他爱兰花。我在美国家中种的佛茶一开上百朵,粉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真美啊。在台湾家里,我父亲养了二三十盆兰花,素心兰一开花,满屋生香。我妈妈也喜欢花草,在桂林的家中,也种得满园花草。
我父母都信回教,中国回教协会是我父亲创立的。但是对孩子是宗教信仰自由。我二姐就信仰天主教。我现在信佛,我想他若知道了, 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呵呵,我常说他是“开明君主制”。
在台湾,我陪伴他11年。我想他当时的心境是不好的,第一是家国之忧,第二他是个做事的人,一辈子是做大事的人,怎能耐得住轻闲?不过,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但是他无论大小事,一直都很积极。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还有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做,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
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交待
现在我很心急啊,父亲的传记《仰不愧天》写了五六年还没有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3/5了。一方面是整理资料的工作巨大,很难写,另外是我现在被昆曲拖住了,小说和传记的写作都无法继续。这个时间表具体排到什么时候,还真不知道,我希望能尽快完成。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现代史对于我父亲的误解是很多的。1987年我在大陆买了一批书带走,去广西图书馆查我父亲当年的演讲稿,这些整理工作巨大,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都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战赂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
我父亲很自豪的战役是台儿庄大捷,他在这一仗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从开始的调兵遣将部署,到台儿庄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飞到徐州去,帮助李宗仁指挥。到后来指挥撤退的时候,进攻难,撤退也难啊。那一战是关键,我们的士气一下起来了。在大陆写的历史中,台儿庄战役没有提到我父亲,在台湾,蒋介石对桂系也是很忌讳的,所以两岸的现代史都靠不住。这也是我写书的初衷,历史没有对我父亲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评价。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抗日大战略。我父亲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做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因为日本人当时在装备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正面大规模冲突,损失惨重,比如“八一三”,太惨烈了。但是我们有大量人口,有广阔空间,我父亲研究拿破仑侵俄,研究得很透彻,他说要仿效那个,俄国把拿破仑的战线拉得很长。后来我们把日本人的战线也拉到内地去,打消耗战,甚至把自己的铁路破坏,中断日本人的运输补给,中国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日本人急了,急着去开辟第二战场打珍珠港,结果两面受夹击,大败。
我父亲提出来的这个战略,被蒋介石采用,决定了最后抗战的胜利。这个在外国军事史中都有记载。
这些事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历史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目前没有一本信史。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要有一部信史,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牺牲,多么英勇,当时很多国家投降了,我们没有。国民党那个时候打得很惨烈的,有一点史实是:死伤无数,但是国民党没有大规模投降。
这些也是我写父亲的一部分,我不可能全部写那段历史。这个事情应该国共合作一起来做。
当时蒋介石的私心是你白崇禧把林彪部队歼灭了,那桂系的影响不就更大,桂系的势力不就深入东北了吗?这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在台湾,他常常感叹此事。
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
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外表他的尊严要保持住,不屑于流露这种抱怨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他自己心里有数,这些也是我慢慢体会到的。
我母亲到台湾之后根本不和官场接触,自己一帮朋友,她是很豁达幽默的人,说:“哎呀,现在处境挺好的,‘皇恩浩荡’嘛。”我们孩子也因为父母的态度,并不觉得有多失落,因为父亲在我们心中就是英雄,我们很清楚他北伐抗日的功劳,他的历史地位不会变。□ 张 婷
(摘自《凤凰周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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