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纪念为真理而牺牲的菩萨
本帖最后由 离车菩萨 于 2015-7-7 09:02 编辑康熙年间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改造过的北京观象台 （图源网络）
康熙导演的中西历法“世纪之赌”
——读《清史稿·杨光先传》笔记
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皇帝发动了一场中西历法“比赛”，结果西方人取胜。这场“比赛”意义重大，它成功使得中国天文学走上了进步之路，带来了西学东渐的热潮，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学文化乃至政治经济。说到这场中西历法的“世纪之赌”，不能不提到两个人——比利时神父南怀仁和清廷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对此，民国时期赵尔巽等编写的《清史稿·杨光先传》作了详尽记载。
修正天文历法，是历朝历代治国的头一等大事。二十四史用天干地支记年月，用月球之朔望排定日期，具体到每年每月每日的天象变动，水旱丰歉，都记录无遗。元代忽必烈汗1281年起采用西域编撰的《回回历》（又称《授时历》）沿用到了明末，因年久失修误差越大，天象预测屡屡失验，所以有改历之议。明代崇祯年间，徐光启主持历局，力排众议，与西洋传教士共修成《崇祯历书》。清军入关后，顺治帝授意汤若望神父为钦天监，将《崇祯历书》题名《时宪历》颁行。
顺治十六年五月，安徽歙县人杨光先开始向汤若望发难。他将其所著《摘谬论》递呈礼部，指责汤若望所制历书有十谬，违背中华古法，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指控“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意在咒清朝“短祚”。顺治十七年，杨光先再出奇招，奏称汤若望所献《时宪历书》封面题“依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顺治帝驾崩后，继位者康熙皇帝年仅8岁，大权旁落与辅政大臣鳌拜之手。杨光先见鳌拜等辅政大臣对传教士远远谈不上亲善，便趁机于康熙三年七月再次上疏，控告西教士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三大罪状。当时，执政四辅臣极力袒护杨光先，并将状告汤若望案交礼部与吏部共同审理。礼部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审判，于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对历法之争做出了判决。议政王等审判定案，完全采纳杨光先关于历法的意见，谴责汤若望，甚至将汤若望的属官如李祖白等判处死刑。可怜的汤若望得罪下狱时，因中风身体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无法跪地受审，也无力为自己申辩。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史称“康熙历狱”。
这场中西历法之争，由杨光先诡胜。从此废除清初以来所颁布的新历法，仍采用《大统术》。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但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并不懂得历法，于是上疏请辞。清廷非但驳斥他的辞职要求，还将其提升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被迫上任，只好编纂《不得已》一书以自明心志。杨光先推举吴明烜为钦天监监副，实际负责立法推算。
这个杨光先，史书上说他“善诉讼”，但学识上浅薄且荒唐。有史料记载杨光先反驳“地球是圆的”之说的笑话。当时，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杨光先另一个天大的笑话是，康熙五年春，他上书说：中国原有推算气节（节令）的方法久已失传，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推算不准。请求让臣去访问和聘请学识渊博又会推算的人，共同制造仪器进行测量。什么仪器呢？他极其荒谬地提出请礼部去采集金门山的竹管、上党羊头山的黑黍、河内的芦苇薄膜这些东西来制作仪器，以备观测之用。杨光先还在《不得已》一书中留下了“一代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其实，康熙皇帝对杨光先的学识浅薄早有觉察，杨对天文历算实为外行，所进之历，差错甚多。康熙七年，已亲政一年的康熙皇帝上谕杨光先、南怀仁等人：“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次日，又传上谕：“历法以合天象为主，其不合天象者，必不可用。尔等悉心考察，谁人合天象，谁人不合天象，据实奏闻。钦此。”康熙皇帝在此说的明明白白，中西历法之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孰是孰非，比一比吧！
赛题由南怀仁提出。当时，南怀仁上书朝廷弹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所制定康熙八年的《七政民历》，断定该年十二月闰月，其实应在康熙九年正月置闰月。还指出吴明烜说一年有两春分、两秋分，错误百出。于是，在康熙皇帝导演下，一场“世纪之赌”开始。康熙八年，皇帝派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同监正马祐测验立春、雨水两个节令，及月球、火星、木星运行的度次。测验的结果是：南怀仁所定的准确，吴明烜所定的不准确。南怀仁初战告捷后，议政王等上疏又请求将康熙九年的历日交南怀仁推算。
康熙很巧妙地反问议政王等大臣：“过去杨光先弹劾汤若望，交议政王大臣讨论，为何都认为杨光先所定历法正确，汤若望所定历法不准确，以致停止使用新历法。如今却有相反，要恢复废止的新历法，原因何在？”议政王等大臣回答说：“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去观象台测验，结果是南怀仁所说的全对，吴明烜所说的全不对。”康熙再问监正马祐及监副等人，他们都说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历代旧法是一日百刻，今南怀仁推算为九十六刻，合于天象。应自康熙九年（1671年）起，按九十六刻推行。康熙八年二月，议政王会议判定“杨光先……应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这样，南怀仁由此在这场历法之争中全胜，并于康熙八年三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
身穿清朝官服的比利时神父南怀仁画像
当然，南怀仁等传教士也得理不饶人，又上书弹劾杨光先依附鳌拜，将历代所用之《洪范》中的五行说称为《灭蛮经》，致使李祖白等（均属汤若望修订历法时的僚属）无辜被杀，引进吴明烜，与之同谋诬告汤若望谋反。康熙令议政王等议论此事，议政王等议定杨光先罪当处死。康熙怜悯杨光先年老，免其死罪，送回原籍。后来，杨光先死于途中。刑部还议决吴明烜向朝廷呈奏不实，罪当施杖邢、流放。结果，皇帝命杖四十大板后释放。康熙九年，清廷决定恢复使用西洋历法，并为汤若望平反，南怀仁从此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
这场中西历法“比赛”并未到此结束，它还激发了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热情，从而影响了当时的士风，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崇尚。晚年的康熙回忆当时说：他对“举朝无有知历者”“心中痛恨”，从那以后，“专志于天文历法二十余年”，并因此达到了“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的境界。据史料，在历法之争尘埃落定后的两年期间，“南怀仁神父给他（康熙）讲解了一些主要数学仪器的应用，并讲解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有趣和最容易理解的东西，还专门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南怀仁于1688年去世后，康熙又不间断地召用了另外一些耶稣会士，继续学习几何学等西学学科。康熙皇帝甚至派遣传教士采用西法测绘《皇舆全览图》，使中国首次在世界上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三角测量，并为证实当时英国学者牛顿的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有力的实测数据，这一工程属当时世界一流成果。
中西历法的“世纪之赌”，推动了清初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的一时之风尚，据统计，在《四库全书》所收自然科学著作中，1600至1770年间出现的天文学著作在历代天文学著作中占74%。更可喜的是，此前一直局限于朝廷的天文学，其重心首次转移到了民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传教士们携来的并不是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们传授的主要是希腊科学，但对于缺乏公理化、系统化、符号化等科学体系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它确实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之所以称之为“世纪之赌”，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不仅推动了中国新的知识体系建构变化，而且影响了中国前近代一百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
回族佛教评：真理现世的道路是曲折的，那是无数菩萨牺牲精神换来的啊。被冤屈，被下牢乃至死亡。这就是菩萨为真理而代众生受苦的真实义。
中国的农历原来是洋人制定的
许锡良
瑜伽菩萨戒云：求佛智当从五明中求，也就是从科学中求。 今天发达欧美不是“宗教国家”根本原因是因为科学不断发展：法华经云：“示众有三毒，又现邪见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众生。”科学家是应世菩萨，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涌现，觉悟着众生。西方的科学家，岂不是示现外道形，行持着菩萨道？正如丘吉尔所说： “基督教在科学强有力的臂膀庇护下，欧洲文明才幸免于穆斯林的蹂躏和践踏，否则该文明也如罗马文明一样惨遭穆斯林的毁灭！穆斯林试图抵制科学技术，而这种抵制和挣扎却是徒劳无益的。” 利玛窦汤若望这类传教士来中国传科技知识这是事实，传教士的名号只是菩萨的方便而已。
小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和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奶奶，对日期表述的分歧，我们经常为了确定一个日期而经常争论。奶奶总喜欢用农历（阴历）计算日期，而我总喜欢用阳历（公历），因为这是学校告诉我的计算日子的方法。每当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奶奶总会说，按照你们的算法是多少号，按照我们的算法是多少号。那时我隐约感觉到，农历是中国人发明的历书，是为农民修订的，是种田的需要，阳历是外国人的发明，是为读书人修订的历法。我至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
其实，这种认识在中国可谓是不在少数。其实中国的农历历法是一个叫汤若望（出生1592年5月1日，逝世日期： 1666年8月15日）的德国传教士制定出来的。汤若望是他的中文名，他的原名叫亚当·沙尔，是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他的中文名来源于“亚当”联读时有点像中文的“汤”的发音，而“约翰”的名字也有点像“若望”，因此才有了他的中文名“汤若望”。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横跨明清两个朝代，并且在两个朝代都任高官，也数次差点掉脑袋。在明朝时曾经鼓动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加入天主教，在清朝时的雍正朝时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洋人，居然在天朝做起高官来，这可谓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不仅明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就是明清之后也没有先例。如果今天看到北京常委里有一个西洋人，岂不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汤若望其实是西学东渐历史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西学东渐最早也最有名的是元朝时的传教士马可.波罗,然后一位是明朝时的利马窦,第三位就是这个汤若望。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描述实在是太美妙了。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马可.波罗其实并没有真正来过中国，那些游记只是凭一些资料与他人的述说写出来的。明朝时的利马窦却是实实在在来过中国，而且死在中国，利马窦笔下的中国却是那样令人不堪，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一个至今仍然经得住考验的结论就是：“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他与当时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并且第一次在广东的肇庆教授几何、天文学等西方学问。利玛窦得以在肇庆居住长达六年期间，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更系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开始认知到世界是一个圆球，更为明末走向衰落的中国数学领域找到新的活力，享誉全球的杰出华裔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先生说：“400多年前，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而他就是在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德几何》等现代数学著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可以说，利马窦让中国人认识了西方现代数学、天文学与其他文明成果，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地球，打破了中国人以前的“天圆地方”的概念。
汤若望的贡献则主要是为中国人修改并制订了新的历法。明朝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满清入关之后，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除了修历法之外，汤若望还有一个大举动，就是对确定康熙大帝继位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到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因为康熙大帝当时已经患过天花，对天花已经有免疫能力。因此，年仅八岁的康熙得以登基继位。这个决定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完全符合科学根据的。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天花这种病菌还没有认识。而当时西方人早就有发现，并且研究出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汤若望来中国传教，外现传教士相，其实传的是科技知识，他带来了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比如天文、数学、历法、地理新概念与地图制作，甚至还有植物栽培术。这些东西在中国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自然，这些东西严重地威胁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利益及侵犯穆斯林大臣的宗教信仰。于是穆斯林大臣杨光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进行迫害，向朝廷进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以史为鉴，当穆斯林成为国家的大臣是多么可怕！这其实是伊斯兰教教义之极端决定的。杨光先这个穆斯林之所以如此邪恶，究其根本还是受伊斯兰教邪教邪说影响。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否则的话，西洋人正确的日食预报应该成为减轻或撤销他们罪名的理由和依据。在铁的事实面前，深受儒学影响的重臣们及穆斯林不是承认错误，反而恼羞成怒，将汤若望加重判刑，由传统士大夫特殊刑罚的绞刑，变成千刀万剐的凌迟。
也是当汤若望不死，正当要对汤若望执行凌迟死刑的时候，京城上空突然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不吉利的彗星，与此同时京城还发生了大地震。皇宫被破坏，而且还引发了火灾。当时京城震惊，以为杀汤若望惹怒了天庭，因此，同情汤若望的孝庄太皇太后趁机特旨释放汤若望，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但是，受汤若望传教并且接受西洋科学教育的中国官员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仍然被凌迟处死。在明朝时由汤若望和徐光启合作培养的懂西洋天文、数学、历法、乐器的中国人全部绝迹。两年后，即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死于寓所。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1669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近四百年过去了，中国人至今还在沿用汤若望当年制订的农历历法。这个历法以月亮圆缺规律为依据，将一年划分为360天，一年有四季，按照中国特有的气候特点四季又分二十四个节气，以方便中国的农民耕种，而不误农时。汤若望来中国的时代正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牛顿发明创造的时代，汤若望带着当欧洲的天文、数学最新研究成果来到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现代科学、天文、数学人才，可惜，在顽固的儒学与穆斯林合谋下，变成了牺牲品。
当今中国儒家学者，在吹嘘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沿用的传统农历还是那个外现洋传教士科学家汤若望制订发明的。而他的中国徒弟明朝的徐光启，也是外现传教士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所谓的近现代科技史，其实就是西洋影响中国史。
中国传统流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真正属于自己本土的东西并不多，我们所谓的中国乐器，大多也是从西域传入的，比如琵琶、二胡、古筝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中国人发明的编钟，是一种打击乐，笨重得要死，远重过今天的钢琴，但是发音效果却要不知道差多少万倍。人类的文明只有在互相交融过程中，才会有发展。闭关锁国，废黜百家，反对科学，独尊儒术，只有死路一条。 如何对待包括儒家传统文化，以毛泽东的观点结束此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0页
更多理解：丘吉尔对伊斯兰教毒害的认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佛教观点一致
中国的康熙时代也不是晚清落后挨打的时代，来自西洋的汤若望等人来此传播科技也不是靠无耻侵略，这本是觉悟中国上层政权的一个大好时机，然这个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大好时机，被感性思维的穆斯林断送了：杨光先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制造的康熙历狱是典型的刽子手方式——来中国传播西方科技德国人汤若望几乎被凌迟处死。西方科技进入中国步伐就此延缓停滞，没能和世界同步，于是乎，国人之井底之蛙、麻木不仁又百年，没有科技知识，没有强大的工业，这正是中国近代被八国联军及日本侵略欺负的缘起。杨光先这个穆斯林应该为南京大屠杀负责：人类发展进步有时一个人能影响一个时代，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等是；反之，人类落后退步有时一个人也能影响一个时代，如杨光先这个穆斯林。 杨光先（1597年－1669年），男，字长公，江南歙县(今属安徽）人，明末清初学者、穆斯林。
回族佛教评：穆斯林是典型的感性动物，人类的笑话。在任何时代都是阻碍中国人发展进步的祸害。汤若望地藏菩萨也。回族佛教深深顶礼。 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瞿秋白、吉鸿昌、张自忠、刘胡兰、赵一曼、伽利略、布鲁诺等才是真正代众生苦的地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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