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病根的诊断与救治——鲁迅对道教文化的批判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1卷 第3期国民病根的诊断与救治
— — 鲁迅对道教文化的批判
曹建玲
(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南阳473061)
摘 要: 鲁迅说: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他认识到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国民精神形成具有重大而广泛的影响,于是把对道教文化的批判作为救治国民疾病的重要方法,批判道教卑俗的信仰、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瞒与骗的生存方式,揭露其迷信虚幻的本质,启发民众觉悟,并提出以科学理性对抗道教神学、拯救国民的主张。
关键词: 鲁迅; 道教文化; 文化批判; 国民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 I210. 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 2004) 03-0133-03
鲁迅一生始终不渝致力于中国国民精神改造工作,为了实现人的自觉和人的现代化,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开始寻找中国国民的病根,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在异域文化的参照下,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弊,于是猛烈攻打儒家、道家文化,同时也发现作为宗教文化的道教文化对于国民性形成的重大影响, 1918年8月,他在给朋友许寿裳的信中写道: “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 P353) 这一发现是准确深刻的,它根源于鲁迅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把握。五四时期,认识到道教文化对国民精神影响的思想家绝非鲁迅一人,鲁迅之前,钱玄同就曾在《新青年》4卷4号上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 ,并提出“剿灭道教”的主张。在1918年和1920年,陈独秀、周作人也分别发表了相似的见解,周作人更明确地指出: “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是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 P403)由此可见, 五四思想先驱们对国民病根的把握是一致的,然而正如李泽厚在评价鲁迅时所言: 在基本思想主张上鲁迅“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 ,“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 ,“深度远超众人”。( P111) 鲁迅对道教文化的批判没有浮躁的叫喊和笼统、抽象的否定,虽然仅是只言片语,随感式的,或是几个生活细节,却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深刻。
道教是一种宗教,它必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其信仰驳杂,但最根本的就是乐生、重生,长生不死,修仙得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宫秩,耳目聪明,阴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成了道教徒的现实人生追求。道教也讲“养性” ,但目的是为祛病延年,长生不死,它是世俗的,实利的,注重的是“此岸” ,是个体物质生命要求,追求现世享乐。鲁迅将批判矛头首先指向道教卑俗的信仰、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他把道教徒追求的实际内容概括为“威福、子女、玉帛” ,并指出这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 4] ( P355) 鲁迅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处于被压迫境地的国民始终怀着同情,在小说中多次揭示出百姓物质的困顿,热切希望闰土、阿Q、祥林嫂们有幸福的生活,然而他又是一位有着更高精神追求的现代作家,思想家,当他发现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仅仅是“威福、子女、玉帛” ,而且“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 ( P355)一种深深的现代忧患意识使他对此发出了愤怒的斥责: 这“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 ,实际上也就是人最低层次的欲望满足,是“人”的贬值。他看到别国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4] ( P356)相比之下,中国人“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 ,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对“主义”的信仰即缺乏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P356)中国人正是只看见物质的诱惑而忘记“抬起头”追求真理,追根溯源,道教拜物倾向、享乐主义对国民精神的毒害便成了不用言说的事实,它折断了国民向精神殿堂飞升的翅膀,国民只能在形而下的生活中浑浑噩噩,并形成目光短浅、不思进取、易于满足的文化心理和性格。
与“乐生”、“重生”最高目标相一致,道教提出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在生活实践中提倡方术。方术有方外道和方内道,所谓方外道即是服食仙药、房中术等,道教徒称其为“养生术”。道教徒求仙访道、炼丹养气,谓男女相成可“采阴补阳” ,“还精补脑” ,长生不死,鲁迅对其欺骗性和享乐淫逸本质予以揭露:“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不但是天天喝三鞭酒也无效,简直非`寿终正寝’ 不可。” ( P239) 并尖锐指出,道教的房中养生术不仅不能为男人“养生” ,对女性更是一种性奴役、性掠夺,房中术理论实际上是统治阶层追求肉体享乐、荒淫堕落的借口,最终导致纵欲主义,危害自己及他人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鲁迅是站在人性和历史的高度,在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淫乱的宋明两代历史作了深入研究后得出这些结论的。
鲁迅在1918年已认识到“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1927年又说: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 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 懂得中国大半。” ( P532)可见他对道教文化与国民性的因果联系的认识始终没有改变。这些认识决定了他对道教的批判视域不仅仅是道教的“长生不老,求道成仙”的庸俗生存哲学,而且投向道教文化深层,对它的“瞒与骗”特征予以揭示和否定。
道教文化的“瞒与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虚构鬼神世界,建立鬼神信仰,以虚幻的鬼神支配现存物质世界; 其二,以“做戏”的态度建立多神信仰。考察道教历史即可清楚地知道,道教文化的“瞒与骗”特征是从道教创立初期就已显露出来。道教的创始人将老子的哲学著作《老子》穿凿附会,篡改重铸,当做道教理论,并且把老子奉为“教主” ,称为神仙“太上老君” ,并编织玄虚奇幻的神仙故事,这一方面是出于立教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神圣性,欺骗人们以获得人们的尊崇,道教神学思想由此确立,此后神灵就凌驾于国人之上,成了人的主宰,神学思想同时又与民间巫术结合,从而使道教文化不仅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也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铸成民众迷信、听信天命、奴性、懒惰与怯懦的人格特征,鲁迅在作品中对此现象作了具体的展示,并对道教神学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祝福》里鲁镇村民们虔诚地投身于敬神祭鬼的活动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了解了柳妈,她对祥林嫂的威吓不同于鲁镇其他人的无聊和“赏玩”心理,而是对神灵的深信不疑; 祥林嫂捐门槛做替身也是出于对神鬼的畏惧,又带着对鬼神的祈求和幻想; 闰土要香炉、烛台只为了烧香敬神,一个痛苦得近乎麻木的农民,忘不了祈求神灵的庇佑,把改变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神灵观念成了中国人自己的麻醉剂,千百年来,多少个像祥林嫂、闰土一样受压迫的国民,他们不去思考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而只把深切的不幸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 “命该如此! ”不再反抗压迫者。鲁迅对中国人的“定命论”作过透彻的分析,认为“命运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P131)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其实是他们懒于反抗,不思进取的开脱之辞。
中国国民匍匐在神灵的脚下,受着钳制,并通过体会这些神灵来获得是非善恶的标准,判断思想行为的好坏。在这样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下,“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竟然成为迷信活动的根据: “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 … 炼丹,是合于化学的…… ” ( P479)道教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它本是想像的、幻想的,民众却将它当做安身行事的准则。为了启发民众觉悟,鲁迅将对道教文化批判的重心放在对它虚幻性的揭露上。在《药》中,正是鬼神信仰使华老栓痴迷地将治好独生子痨病的希望寄托在人血馒头上,这一虚幻的理想麻醉了华老栓的思维与判断力,使他付出了经济上的所有,投入了极度的虔诚与恭敬,作者为他安排的结局也是现实社会中华老栓们的必然结果,鲜红的人血馒头上沾的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浸透着老百姓的愚昧迷信,财去人亡是华老栓的悲哀。正像人血馒头留不住小栓的性命一样,铜香炉驱不走闰土的贫穷,捐门槛也难赎回祥林嫂的罪孽,鲁迅以众多人物的悲剧揭穿了道教文化的虚幻性与欺骗性本质。
如果说幻想和虚构一个超自然的神以支配现实世界是一切宗教的共同追求,那么道教与其他宗教的一神信仰不同,呈现着“泛灵论”特色,它没有一个固定尊崇的神,而是从功利主义需要出发,处处设庙宇造神拜神,缺少对神灵的虔诚态度,多种信仰究其底其实是无信仰而只是迷信,鲁迅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 ( P131) “他们的对于神、宗教…… 是`信’ 和`从’呢,还是`怕’ 和`利用’ ? 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帮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 9] ( P328)“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风水、符咒、拜祷… …偌大的`运命’ ,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 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 ( P131)他们造神又骗神, 最终目的不在于实现精神灵魂的超越而是借神灵以获实利,作者尖锐地指出他们是“做戏的虚无党”。精神信仰的混乱和随意必然导致社会活动中的做戏与欺骗,中国的文学瞒与骗的文学,人际关系中缺少诚与信… …鲁迅对“瞒与骗”的恶果作了准确的概括: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与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 P240)许多国民弱点都在道教文化这里找到了源头,鲁迅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和严密的分析又一次说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正是认识到道教文化对中国人的行为以及民族性格形成的巨大影响,因此鲁迅批判道教文化中腐朽落后内容以唤醒民众觉悟,而且竭尽全力,终生不怠,然而鲁迅同时也认识到由于道教文化极强的渗透性和传播力,批判道教文化、消除道教文化负面影响的任务异常艰巨,仅靠思想启蒙是很难实现目标的,所以,尽管他明白在中国,科学往往被道教所污染、所利用,但在批判道教文化的同时仍热情呼唤科学和科学理性精神,相信科学是治疗国民痼疾、治疗中国贫弱的良药,坚持以科学抵抗愚昧和迷信,在1917 年驳斥“灵学派”俞复等时就已断言: “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 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 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 —— 不是皮毛的真正的科学! ” ( P301- 302) 1935年他仍憧憬着: “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 — 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 … 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地见神见鬼了。” ( P131) 其间闪烁着科学理性的光辉, 表达了铲除道教迷信,健全国民性格的热切期盼。
正像当年鲁迅批判道教文化而未彻底否定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一样,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同样需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道教文化中的尊道贵德、济世利人、天人合一等合理因素对我们仍有启迪教育意义,但其庸俗的生存哲学和鬼神观念是应该摒弃的,事实上它们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精神和行为,阻碍了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仅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对道教文化批判所做的工作并不过时,而是具有长久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鲁迅. 致许寿裳[ A ].鲁迅全集(第11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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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鲁迅. 小杂感[ A ]. 鲁迅全集(第3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鲁迅. 运命[ A]. 鲁迅全集(第6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8 ]鲁迅. 偶感[ A]. 鲁迅全集(第5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 ]鲁迅. 马上支日记[ A]. 鲁迅全集(第3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0 ]鲁迅. 论睁了眼看[ A].鲁迅全集(第1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1 ]鲁迅. 随感录三十三[ A ]. 鲁迅全集(第1卷)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Diagnosis and Cure of the Root Cause of the Illness of the Country
—— LU Xun’ s Critical Comment on Taoist Culture
CAO Jian-ling
( Nanyang No rmal Univ ersity, Nany ang 473061, China)
Abstract: LU Xun once said, “ The base of China is on Taoism. ” He realized the wid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o ciety and the for mation of Chinese spirits. There fore he reg arded the critical comment on Taoist culture as a very important way to cure the illness of the country by criticizing the vulgar beliefs, the life philo sophy of gastronomy of Taoism, and the life full of disguising and deceiving . By revea ling the imaginary na ture of superstition, he intended to enligh ten the people’ s conscience and put forw ard the notion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Taoist the ology by scientific logos to cure the country.
Key words: LU Xun; Taoist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na tion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张家鹿]
1918年5月15日，鲁迅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好友许寿裳读后觉得“很像周豫才的手笔”，于是写信去问。鲁迅于同年8月20日回信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段文字不仅回答了署名问题，更重要的是介绍了《狂人日记》的创作思路。《狂人日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吃人”旧文化宣战的檄文，虽然鲁迅在回信及《狂人日记》之中，并没有直接说道教“吃人”，但就其文字的内在逻辑看，意思非常清楚——“以此读史”，即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读史（包括《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回族佛教评：中国的儒家在鲁迅看来已经是附儒的道教了。不仅儒家如此，中国的所谓的佛教也不过是附佛道教。如净宗十三祖所开示。《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437页-复易思厚居士书：“佛法中无一书名卷者。凡种种宝卷，皆外道借佛法中一事而瞎造者，以诱惑无知之人。其所说总以炼丹运气为本，以三教同源为靠山。瞎拉儒佛道教经书中话，挽正作邪，以证明彼炼丹运气之道，为无上最尊。凡入此道者，虽有好心，皆是糊涂人。使具真正知见，当远离之不暇。况拜彼为师，而从之修学乎。”。《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901页•答善熏师问：“除佛法外，所有各门，皆是邪教。何但清净门乎。各邪教，皆以炼丹运气为正道。以念经念佛劝善。为引人入此教之根据。”《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675页·复郑慧洪居士书一：“末法众生，可怜之极。不知香臭，不知邪正。既无正法，致一一悉入于炼丹运气之中。而复妄造谣言，以自雄诩也。” 来源：新县文物局
许世友戎马一生，同中国国民党部队及日军、伪军、美军、越军都进行过较量。在战争舞台上，这位“少林将军”的指挥才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他善打阻击战，有“守如泰山”之誉。1927年，福田河土豪纠集民团和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进攻乘马、顺河区农会。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腥风血雨。5月，许世友被任命为乡义勇队长，他令义勇队在敌必经之路——祖师殿山上构筑工事，堆置擂石、滚木，日夜设哨，监视敌人。一日，福田河劣绅率众800多人来犯，许世友急忙集合义勇队二三十人迎战。噼噼啪啪一阵排子枪，把快要爬到山顶的敌人压到山腰。敌惊魂稍定，红枪会教师爷披头散发，袒胸露臂，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炼气，能挡万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念完咒语，教师爷一刀砍下身后山羊的头，敌兵们真象鬼魂附体一样，立即嗥叫着冲上来。待敌人爬到距山顶二三十米时，许世友一声“打”，钢枪、鸟铳、松树炮齐鸣，滚木、擂石如山洪暴发，倾泻而下，闻讯赶来的农会会员呐喊助战，山谷里响起一片敌人的哀嚎声。待那个教师爷再次“念动真言”、组织进攻时，许世友一枪将他击毙，匪众顿时泄气，丢下一片尸体，作鸟兽散，从此再也不敢东顾。
回族佛教评：在此文中，大家看看这个红枪会教师爷的表现，道教乱攀附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几乎都是附佛道教。说炼丹运气时剽窃佛教术语。如法L邪教类；说采阴补阳时残害妇女，如明朝皇帝听信道士用妇女经血炼丹；说符水神咒刀枪不入，却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如义和团；连小说都被影响，什么九阴真经，什么北冥神功，金庸古龙类。中国人的劣根性都在道教。道教就如寄生类，什么都敢剽窃，什么都敢依附，让你看到的佛教不是佛教，儒家不是儒家。三教九流无一不被道教如此祸害。一切被封建迷信残害的人和事都有道教的影子，如祥林嫂、华老栓、闰土等。此文中相信邪师的咒语的士兵，面对枪炮还真的以为能刀枪不入了。如果中国能够重视科学思想教育，那么这些士兵怎能轻易被洗脑?今天为上天园而暴恐的穆斯林，岂不也是因为缺少科学头脑造成的？鲁迅对“瞒与骗”的恶果作了准确的概括: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与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 P240)许多国民弱点都在道教文化这里找到了源头,鲁迅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和严密的分析又一次说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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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根性全在道教
“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方能治好陛下的病”！西游记中描绘很多妖魔，不少都是明朝现实的反映比如，吃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其实就是明朝大太监高寀。道士开出的药方是：吃一千个小孩的脑髓！高寀很开心，不就是一千个嘛，好办。 又，明世宗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他迷信道教，好色纵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世宗曾经挑选数百多女孩入宫，供他炼制“红铅”。他还搜集童男的小便，炼制所谓的“秋石”。他还曾命令宫女每天一大早就去御花园为他采集“甘露”，干尽了荒唐之事。
回族佛教评：就算吃小儿心肝果真能治病，难道就是吃的理由吗？为了长生淫欲，道教可谓不择手段，钱玄同发出灭道教之呐喊，这和孙悟空菩萨是一样的慈悲啊！愿全体中国人觉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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