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劣根性全在道教
鲁迅在 1918年8月20日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暑‘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而在同年的一个多月前，即1918年7月5日，同样是致许寿裳的信，鲁迅写道：“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有意思的是，不少专家学者在引用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时，均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有些道观也将鲁迅的这句名言张贴在显要之处，造成一个鲁迅虽反孔反儒，但对道家道教却青眼有加、格外推崇，鲁迅是道家道教的无上知音的假象。通观鲁迅在信中的关键词无外乎为：《狂人日记》、道教、《通鉴》、食人、国粹等于放屁（土生土长的道教不是国粹又是什么？）。而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发表在1918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一号的白话新诗——《他们的花园》，诗中有“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意为封建势力对已俄化的先进青年和他们传播的新思想的诬蔑和责难云云。况且，“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说，并非首次出于鲁迅之口，“此说近颇广行”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然而，出于欲抬高道教地位之意图，借伟人之言以造势，情有可原，尤其是在极“左”年代。仆以为，道教在中国的地位没有鲁迅之言，丝毫不减其崇高与伟大。一个老子、一个庄子，就足以在中国文化的高峰和世界文化的高峰立脚显荣。回过头来再谈鲁迅这句名言，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无非是指道教集中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的眼中，中华民族虽不乏优良传统，但“民族劣根性”居多，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大量的杂文便颇能说明问题。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国民性为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法甚至是“人吃人”等。
18世纪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幽默作家奥利弗·霍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对人的科学研究是所有知识中最艰难的一门”。妙哉此言！我们现在研究鲁迅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他的言与行的矛盾，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对中国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极尽挖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哪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一个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作者，一个咒骂“中国国粹，……等于放屁”，号召中国青年“不读中国书”，说“中国古书，页页害人”的作家，一个洞彻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难道会去赞美导致产生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道教”吗？
笔者看到，有的书在解析老子《道德经》的封底上，赫然印有鲁迅所谓“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之言。然而，查遍《鲁迅全集》，却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此非咄咄怪事？！相反，笔者却在鲁迅1926年撰写的代表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文字：“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还说：“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总之，鲁迅对道家的开创者老子，评价并不高，并且语带讥刺，还说什么《老子》一书缺乏系统条理的表述。由此可见，鲁迅与老子境界的差距之大，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至于说，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云云，再加上《狂人日记》中的所谓“吃人”，前后一对照，人们不难看出，这分明是说，由于道教及其他传统文化（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中国国粹”）才导致产生了“民族的劣根性”，才有了“食人”、“吃人”的历史。请注意，鲁迅当时的战友钱玄同，就在1918年3月14日《新青年》四卷四号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发出了“废孔学、灭道教”的呼吁，说什么“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应该说，这一时期，鲁迅与钱玄同的观点大体上是相近的。鲁、钱二人既是同一时期的战友，总不可能一个要骂道教、灭道教；而另一个却要去赞道教、兴道教吧？钱氏所谓“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崇拜’的思想。二千年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1918年《新青年》杂志五卷三号——《随感录》）。在钱氏的眼中，儒学之愚民与道教之骗人是相辅相成的，是狼狈为奸的。而钱氏上述之话，则是鲁迅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名言的最好注脚。
回族佛教评：但是鲁迅真的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吗？不是的。鲁迅学佛经及拿来主义一文即是最好的说明。鲁迅学佛经明白的佛教是什么？求佛智当从科学中求。①②鲁迅明白了中国人劣根性的症结所在：在官方奉行愚民的儒家制度，压制除儒家外的诸子百家。如鲁班和墨子这样的科学家思想很难发展；在民间老百姓受道教思想的欺骗，不是阿Q精神，就是祥林嫂式的愚弱国民精神。佛教徒依义不依语，这和外道依语不依义不同，正如赵州古佛说：“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成正”，鲁迅老婆心切，在那个时代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这八个看是偏激的语言，却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真言。鲁迅菩萨不计较个人毁誉的这八个字激励了多少爱国青年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救我中国。共产党引进了马列主义。新中国也因此改革了汉字。钱学森一大批科学家留学归来都是鲜明的例子。今天的习主席所强调的佛教也是“求佛智当从科学中求”③
①
原标题：鲁迅谈佛经：释迦牟尼真是大哲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经说过：“鲁迅从民三开始，研究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认为鲁迅的思想中受佛家的思想影响不少。有一次鲁迅对他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
那么鲁迅究竟是怎样用功研究佛经的呢？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不大谈起，但在鲁迅日记上的记载却是最详尽最完整的。
其实《鲁迅日记》中开始记载佛教书籍很早，从鲁迅1912年5月5日到达北京，5月24日日记：“梅君光羲贻佛教会第一、第二次报告各一册。”这是鲁迅阅读佛教书籍的第一次记载。梅光羲是中国佛教会及中国佛学会会员，同时也是教育部秘书，因此与鲁迅相熟。第二天，鲁迅就买了《观无量寿佛经图赞》一册，这是《鲁迅日记》中记载的第一本佛教经典。到10月19日，又是这个梅光羲“赠《佛学丛报》 第一号一册”。第二年4月7日，友人许季上赠 《劝发菩提心文》《等不等观杂录》各一册，到9月16日就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了。同年，他还买过《大唐西域记》(11月26日)和《释迦谱》四册(12月14日)。
不过，这些还只是读佛经的“预习”，鲁迅真正投入大量阅读佛经，是从1914年4月开始的。《鲁迅日记》1914年4月18日：“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又去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等多种。5月15日，鲁迅再往琉璃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中观释论》《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住毗婆沙论》等，这些释经之书对于理解佛教的基本哲理具有重要的意义。31日，又往有正书局买《思益梵天所问经》《金刚经六译》《金刚经、心经略疏》《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八宗纲要》。这里主要涉及《金刚经》和《心经》，同时也关注全部八个主要宗派。
似乎一个多月的读经已经让鲁迅欲罢不能。6月3日，鲁迅“下午往有正书局买佛经论及护法著述等共十三部二十三册”，其中包括《大乘起信论》三种和《发菩提心论》《破邪论》《护法论》《折疑论》《一乘决疑论》等著名经典。仅过了三天，鲁迅又买了《心经、金刚经注》 等五种六册，《贤首国师别传》《佛教初学课本》各一册。这表示，鲁迅已经读完了前面所买的书。又过三天，他将6日买的《释迦谱》《贤首国师别传》《选佛谱》《佛教初学课本》 等佛教入门书籍寄回绍兴去。看来，在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也开始读佛经了。后来还有多次寄佛经的记载。
7月4日，鲁迅又买了《四十二章经》 等三种合本、《贤愚因缘经》。这次距离上次买经已近一月，显示在泛读之后进入了精读。11日，又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仔细查阅鲁迅日记，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从这时开始，鲁迅以差不多每十天为一个周期，买上十几册佛经，细细研读。到年底，前后八个半月中，他已经购买了佛教书籍一百三十六种二百三十六册———接近每天一册！鲁迅不但买经看，还向人借佛经来看。7月31日，他向许寿裳借《高僧传》一部。8月7日，还《高僧传》，又借《弘明集》。当时许寿裳也在读经。
那么，鲁迅怎么想到要读佛经的呢？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乃师章太炎就曾昌言佛学，不过那时鲁迅好像并没有马上对佛经发生兴趣。鲁迅读经的直接动因好象与挚友许寿裳(季市)的堂兄许季上有关。开始就是许季上送给他几本佛经，然后又多次借经书给他，还陪他上书店去买佛经。许寿裳也曾代他去书店买经。1914年9月26日，鲁迅上午拿了工资，下午就请许季上陪他去书店买经。
买经、读经，这还不够，还出钱刻经。1914年鲁迅曾出资请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刻了一部《百喻经》作为母亲六十大寿的礼物。他还自己抄写佛教书籍。1914年9月13日，“从季上借得《出三藏记集》残本，录之，起第二卷”；到27日“写《出三藏记集》至卷第五，竟”了。鲁迅所藏佛经迅速积累。11月，许季上反过来向鲁迅借佛书看了。12月，鲁迅以“支那本藏经”中的“情”字二册赠送给许季上。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正当鲁迅三天两头买佛经、跟朋友谈佛经，甚至出钱刻佛经，入迷地钻在佛经里的时候，进入1915年，买经之举却戛然而止了！除了1月10日买《因明入正理论疏》，以后就基本上不再买佛经。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第一，全面。鲁迅读的经，包括了佛教所有主要经典，一般说的佛教八大宗派，鲁迅都涉猎了。
第二，集中。鲁迅在读经时期，几乎不看别的书，埋头于佛经中，甚至日夜钻研。他买经的频率之高，数量之大，阅读之快，都是罕见的。
第三，注重研究。相对于佛教经典来说，鲁迅似乎更注重阐发佛理的论著。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买更多的佛教书籍，而不以经书为限
①为啥鲁迅鲁迅买过《因明入正理论疏》就不在买佛经原来是鲁迅因此明白了学佛即是学科学的道理——回族佛教评
正如窥基法师在《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中说：“因明者，唯源佛说，文广义散，备在众经。”《大疏》引《菩萨地持经》中所说：“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五明处即内明处、因明处、医方明处、声明处和工巧明处。大乘中观宗的创始人龙树在《菩提资粮论》中说：救脱被杀者，自然增不减。善修明巧业，自学亦教他。
近代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也如是开示："经云：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曰：当于五明处求。五明系印度古代科学，即声──文字、语言──、因──论理──、工巧──艺术──、医药、内──即哲学──。换言之，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即应言科学中求也。
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佛教观点一致
③
2014年3月30日，习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多次提到佛教深厚的现实背景。并提出“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征程上，中国佛教可谓天降大任，任重道远。”
鲁迅习主席强调的佛教精神
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佛法之中。在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范公的母亲即信佛，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其知交、同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贬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又如林则徐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
林则徐早年进入仕途，有缘得闻佛法，即深信不疑，亲书《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等小册经咒，随身携带，虽政务繁冗，坚持课诵，行持诚笃，终生不变。受佛法熏陶，并深信力行，奠定他终生坚持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做人作事准则的深厚思想基础。他尝撰联语为座右铭，一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谭嗣同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在谭嗣同看来“度众生外无佛法”。“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说“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瞿秋白更是笑对生死：“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对佛教，毛主席在1917年8月23日一信中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毛主席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毛主席革命初心尚如此。习主席为啥强调佛教能担当大任，就是因为佛教的菩萨道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些奉行菩萨道精神中国人正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之所以屹立不倒正是这种菩萨精神能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力挽狂澜！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陶方宣，桂严)
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和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小小少年陈寅恪也同船随行。俞明震即是陈寅恪的大舅，他可是个新派人物，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要说起陈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国难有望其项背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原任直隶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丽，陈宝箴充任大清国战时军需指挥官，以粮台转运史的身份负责为前线准备军械粮草，终日与荣禄、刘坤一、聂士成、袁世凯等面商或电文往来，做的是保家卫国、名垂千古的大事。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谈到身世，说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就说亲自护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去日本留学的俞明震，出生绍兴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单说老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寅恪与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扬，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来源：本文节选自《鲁迅的圈子》，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回族佛教评:为啥鲁迅不骂陈寅恪，就是因为鲁迅知道陈寅恪是那块料。如同有人就是好运动员苗子，好医生的苗子，你说鲁迅能骂这样天才吗？鲁迅知道陈寅恪的研究将是人类宝贵的财产故。 佛陀时代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十分明显，普通大众是没有学习的权利的。佛陀强调口语化就是为了让普通大众低种姓众生也能理解佛义。中国的封建时代也是如此，非口语化的古文也成了少数人专利。钱玄同鲁迅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岂不是为了让普通人民大众也有机会识文断字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你看到佛陀呵责用梵文写佛经，就以为佛陀不赞成梵文；看到鲁迅反对古文，就以为鲁迅不赞成古文。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众生根性差异，譬如医生，警察，科学家，语言学家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了的，这些领域还是需要堪受的人去研究通达的。这个时代古文学习只是不占主流罢了，但不代表不是主流就不用了解了。所以学校课本里还是有一定的古文课程的。
更多理解请点击：破自范法师“佛陀语言政策”一文中的邪见 来源：新县文物局
许世友戎马一生，同中国国民党部队及日军、伪军、美军、越军都进行过较量。在战争舞台上，这位“少林将军”的指挥才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他善打阻击战，有“守如泰山”之誉。1927年，福田河土豪纠集民团和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进攻乘马、顺河区农会。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腥风血雨。5月，许世友被任命为乡义勇队长，他令义勇队在敌必经之路——祖师殿山上构筑工事，堆置擂石、滚木，日夜设哨，监视敌人。一日，福田河劣绅率众800多人来犯，许世友急忙集合义勇队二三十人迎战。噼噼啪啪一阵排子枪，把快要爬到山顶的敌人压到山腰。敌惊魂稍定，红枪会教师爷披头散发，袒胸露臂，手舞足蹈，口念咒语：“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炼气，能挡万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念完咒语，教师爷一刀砍下身后山羊的头，敌兵们真象鬼魂附体一样，立即嗥叫着冲上来。待敌人爬到距山顶二三十米时，许世友一声“打”，钢枪、鸟铳、松树炮齐鸣，滚木、擂石如山洪暴发，倾泻而下，闻讯赶来的农会会员呐喊助战，山谷里响起一片敌人的哀嚎声。待那个教师爷再次“念动真言”、组织进攻时，许世友一枪将他击毙，匪众顿时泄气，丢下一片尸体，作鸟兽散，从此再也不敢东顾。
回族佛教评：在此文中，大家看看这个红枪会教师爷的表现，道教乱攀附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几乎都是附佛道教。说炼丹运气时剽窃佛教术语。如法L邪教类；说采阴补阳时残害妇女，如明朝皇帝听信道士用妇女经血炼丹；说符水神咒刀枪不入，却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如义和团；连小说都被影响，什么九阴真经，什么北冥神功，金庸古龙类。中国人的劣根性都在道教。道教就如寄生类，什么都敢剽窃，什么都敢依附，让你看到的佛教不是佛教，儒家不是儒家。三教九流无一不被道教如此祸害。一切被封建迷信残害的人和事都有道教的影子，如祥林嫂、华老栓、闰土等。此文中相信邪师的咒语的士兵，面对枪炮还真的以为能刀枪不入了。如果中国能够重视科学思想教育，那么这些士兵怎能轻易被洗脑?今天为上天园而暴恐的穆斯林，岂不也是因为缺少科学头脑造成的？鲁迅对“瞒与骗”的恶果作了准确的概括: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与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 P240)许多国民弱点都在道教文化这里找到了源头,鲁迅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和严密的分析又一次说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回族佛教评：为了推广新文化运动，钱玄同此智慧方便大菩萨而不能为。
192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回族佛教评：有着演双簧智慧的钱玄同让白话文成主流才是其提出灭汉字的真实义。鲁迅钱玄同我辈中人，其要废的汉字正是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菩萨的方便智慧：虽然“废灭汉文”这种理念有过激的成分，也很难梦想成真，但对新文化运动却有着莫大的功劳。那些复古保守的人放过了相较平和的文学革命，都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这其实正应了鲁迅的关于“开天窗”的比方：你要开窗子，主人不肯；你说是要把屋顶给掀掉，天窗就开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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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名字缘起：钱玄同之正见点醒周树人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
来源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090650.html
佛经语言是白话文的前身
佛经语言是白话文的前身由于佛教的宗旨是面向大众传播，在译经的语言中就留有更多口语化的东西。从译经开始，佛经语言就是文言和口语的交杂，这与同期的中土文献语言是不同的，中土文献在六朝时期才出现文言和口语的分离。俞理明先生曾指出：“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看，佛经译文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在隋唐以前。与佛学研究者的标准不同，往往译者翻译水平不高、译文粗糙质朴的经文，在语言文学，特别是对当时汉语研究方面的价值要比那些翻译得好的经文要高些，因为它们的内容和表现方式要通俗些，更多地保留了当时口语中的一些素材。”仅就东汉来说，佛经中的词语比中土文献中的词语出现得早，用词要新，出现的口语词也多于中土文献。
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四川：巴蜀书社，1993
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四.四川：巴蜀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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