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从伊朗来:大月氏和安息国人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
<p>来源：<a href="http://cathay.ce.cn/history/200810/28/t20081028_17205834.shtml">中国经济网</a></p><p>视频来源：<a href="http://fo.ifeng.com/yingyin/fojiaotv/detail_2013_02/20/22297869_0.shtml">凤凰卫视</a></p><p>
</p><p>伊朗是伊斯兰国家，但根据伊朗的宪法，其他的宗教也应该受到承认与尊重，不过最近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官方开始在德黑兰的一些商店，把佛像进行充公。理由是认为，佛像是东方文化的入侵，伊朗要保护固有文化传统，这在伊朗还是第一次针对东方文化象征进行封杀。以前在伊朗是不可以出现诸如“芭比娃娃”等西方文化象征的。但较为讽刺的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正是伊朗的古代先民，当时被成为古波斯的居民。</p>
<object classid=clsid:D<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v.ifeng.com/include/exterior.swf?guid=d86379f5-f3ae-4f4d-8cea-4ff6b780813c&pageurl=http://www.ifeng.com&fromweb=other&AutoPlay=false/><param name=quality value=high/><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embed src=http://v.ifeng.com/include/exterior.swf?guid=d86379f5-f3ae-4f4d-8cea-4ff6b780813c&pageurl=http://www.ifeng.com&fromweb=other&AutoPlay=falsequality=highallowScriptAccess=always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width=400 height=325></embed></object> 浅析古中亚贵霜佛教的影响来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研究生 论文专刊冀培林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 贵霜佛教在中亚佛教史上处于兴盛阶段。它适应能力大，包容性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必然对贵霜时期的经济、政治乃至后世佛教文化产生极大影响；并且贵霜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能够相互吸收、融合，相互作用，可见其包容性。此外，它也对中国的哲学、道德、诗歌、通俗文学及艺术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兴盛阶段；经济；政治；后世文化；中国文化
贵霜佛教在中亚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亚佛教发展的兴盛阶段，在中亚佛教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吸收融合中亚多元文化营养成分，成 为古代及中世纪早期中亚地区流行的宗教，并构成古中亚贵霜及后继政权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佛教进入贵霜王朝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同其他文化一样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吸收不同文化营养，依据不同条件变幻着自己的形态，从而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贵霜佛教文化。在其经历了兴衰发展历程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必然对当时乃至后世及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1 贵霜佛教对当时的经济统一、政权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并为中亚后世政权继承发展
贵霜佛教文化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贵霜佛教文化对中亚经济统一有一定作用。中亚绿洲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绿洲以农业为基础；有的绿洲半农半牧；而有的纯粹是牧业。但是佛教传播，适应了不同的民族和绿洲经济条件，并满足其原先或缺的需要，使各绿洲有了统一的共同财产。正如学者拉铁摩尔指出:“它(佛教)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及社会统一。”
其次，贵霜佛教又给绿洲政治权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僧侣权利和威望提高。但他不会像中国内地那样，其发展会威胁到封建士大夫以致导致多次毁佛(例如，唐武宗灭佛)。相反，这些寺院高级僧侣将绿洲王室紧密联系，有利于中亚历代帝国统治者的有效统治，从而使政权达到巩固。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寺院的活动可以弥补政治统一的不足，……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纽带。”
贵霜王朝灭亡后，中亚佛教经历了停滞期(厌哒、突厥时期)、短暂的复兴期(唐朝、西辽)、最终衰落(主要是阿拉伯征服中亚之后)这几个阶段，贵霜佛教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后世政权佛教的发展继承了贵霜佛教主流风格。例如，艺术方面，主要是希腊罗马世纪的构图、布局、人物形象和创作技法；思想立意方面，也受了希腊罗马影响；此外，也受到了印度本土传统雕刻技法的影响。正如学者哈尔马塔所言:“虽然贵霜帝国衰落了，但它把吸收和感染了希腊文化的混合文明遗留给了匈尼特人，笈多人，厌达人，最终传给突厥王朝”。
2 古中亚贵霜佛教与袄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不仅相互吸收、融合，而且相互作用
(1)佛教与袄教相糅，对东传过程中的袄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袄教自古是中亚各民族的固有传统宗教，广泛流行于广大地区。据考古挖掘发现:在粟特、花剌子模、七河流域等地发现了大批的殓葬死者(拜火教徒)烧余之骸骨的小棺材。前苏联学者斯塔维斯基也认为:前穆斯林时期中亚地区袄教可以相对地称为马兹达教，它是东伊兰地区，主要是中亚和北阿富汗地区的特色。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粟特地区，也证明佛教传入前袄教在中亚盛行。《魏书·高昌传》云高昌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敦煌S。 272号“大蕃国庚辰五年二十三日沙州所书《太历杂古历》中即有“将佛似袄”的记载。另外，敦 煌也有袄教特征图本发现在佛教石窟寺当中，似乎也透露出这幅画像后来已被看作是佛教图像唐代中后期，河西路绝，许多中亚胡人转为佛门弟子，唐代长安一带有不少袄教徒转为佛门弟子，从另一面反映出佛教对袄教的渗透。韦述的《西京新记》卷三载“西域胡天神，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这正是以佛教的眼光看袄教图像的结果。
(2)贵霜佛教对摩尼教也产生很深的影响。同袄教、景教一样，“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也多依托佛教”。佛教和摩尼教在中亚共存了很长时间，甚至在最古老的帕提亚文摩尼教文书已经包含某些印度佛教术语，在四世纪帕提亚文书中，这种术语的数量有增无减。六世纪巴里黑写成的一份摩尼教逻辑论文反映出摩尼教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贵霜佛教对东方摩尼教的神情、术语甚至观念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影响了它的宗教实践。例如，东方摩尼教的中心观念之一忏悔罪恶，这可能是从佛教借用来的，也可能相反。另外，在佛教寺院影响下东方出现了摩尼教寺院，后来也在西方出现。
(3)贵霜佛教对伊斯兰教也产生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教义的影响。古中亚伊斯兰教徒多为穆斯林两大派中的逊尼派，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主义的影响最大。伊斯兰文化进入中亚，是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中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依禅的活动有原始萨满教的东西，苏菲即阿拉伯文“羊毛”之意，与最初神秘主义托钵佛教僧依禅们身披长袍有关。另外，早期苏菲主义禁欲主义、倡导隐遁和进化灵魂等都含有佛教教义的成分。阿拔斯王朝政府甚至还任命一个佛教和尚(巴尔马克)的儿子哈立德为大臣。巴尔马克人当时曾豪富尊贵，位高权重，享誉天下。
另一方面表现在建筑上。学者潘志平指出“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建筑有借鉴佛教寺院的东西”。佛教建筑四个大厅的结构在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中得到体现。例如，伊斯兰教迈德赛(学校)、清真寺和旅舍典型建筑模式———四个大厅结构，充分说明伊斯兰教的迈德赛与佛教寺院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正如学者科莱斯尼可夫指出:三世纪至八世纪中亚文明或者说这个时代中亚文明的结构所有方面都是以后一些世纪伊斯兰文明许多主要因素的基础。其中，贵霜佛教文明是影响伊斯兰教的重要因素。
总之，佛教的发展与贵霜王朝的宗教融合潮流分不开。中亚贵霜佛教与其他各宗教互相争夺信仰者同时也与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其营养成分，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并且对这些宗教产生积极的作用。
3 贵霜佛教对中国的哲学、道德、诗歌、通俗文学及艺术也有着深远影响
人们谈到佛教对中国影响时往往强调印度佛教，而忽视中亚贵霜佛教。事实上，北传佛教在传经中亚时已经“中亚化”，要想真正了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能忽视中亚这个“中间环节”。正如学者蔡鸿生指出:“在中古时代，由于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展开，为何从伊朗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 出这中间环节，才不至于架空力说”。贵霜佛教基本奠定了中亚佛教的未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都能看到贵霜佛教的深刻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贵霜佛教对中国的哲学影响。华严经是大乘佛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它里面包括了月氏人支娄迦谶的《兜沙经》等。华严宗是《华严经》的阐扬，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影响很大，这在程朱理学中尤为明显。程颐认为，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之说，反映了理学家和华严宗在理事关系问题上的逻辑关系。
其次，贵霜佛教对中国伦理道德也有很深影响。中国佛教既承袭了贵霜佛教所包含的伦理精神，又逐步接受了源于儒学的忠孝仁义，从而丰富了中华道德规范。例如，佛教的“慈悲观”，它包含利他与平等两个方面。这种慈悲为怀，尊重他者，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精神，与儒家倡导“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伦理观具有共同性。
再次，贵霜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通俗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贵霜佛教融入了希腊伊壁鸠鲁哲学思想。追求人生“宁静”的理想。佛教最理想是“涅槃”，它具有“寂静”特征。这种“静”的思想渗入古典诗歌之中。如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写看时无忧无虑直觉印象，诗人以净心对外境，以静极生动，以动极归静，动静不二万物色相中悟解禅意，意与境结合，神与物融。另外，佛教对通俗文学也有重要影响。例如，《红楼梦》向人们昭示了一个带有大乘佛教思想的哲理:人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命运悲惨剧之中；《西游记》取材于唐三藏玄奘赴西天取经故事。这个经实际是大乘经。小说有一段玄奘对唐王的对白“寻求真经普度众生”。解救“众生”而不是“个人”苦难。很显然不是早期佛教经(即小乘经)，因为早期佛教“追求的是个人‘人生涅槃’，解脱的是个人‘人生之苦’”。
最后，贵霜佛教对中国艺术宝库增添夺目色彩。佛教东传进入中国，首先是传入中国新疆，这主要是指龟兹与于阗地区。随着佛教传入，佛教艺术诸如音乐、绘画、建筑、雕刻也随之进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例如，新疆最大并且反映龟兹佛教面貌的典型克孜尔石窟寺的洞窟形制之一“大像窟”，其塔柱正面摩崖大龛大立佛像就受贵霜佛龛像影响。正如学者晁华山指出“龛像对我国新疆都有影响，成了那里佛堂主尊佛像的通用形式”。再如克孜尔壁画分成两种样式或两种风格，其中第一样式(第二样式画法是克孜尔特有)在稍受伊朗—中亚影响之后，对从“犍陀罗雕刻中继承下来画法有所保留和发展”。海马洞窟中壁画人物身材粗短，带有犍陀罗造像特征；贵霜犍陀罗佛传“游化说法图”的布局是后来新疆克孜尔石窟说法图的典范。另外，壁画中的佛像大都有头光和背光，这种佛身光起源于贵霜时期的巴克特里亚。中国佛教雕塑大体说释迦牟尼的体态稳重健壮，面容宁静亲切，略含笑意，头上有高出肉髻，一般依饰简朴，衣纹处理轻盈流畅。整个面型象传说中的中亚欧罗巴人种，深受犍陀罗艺术中的理想化的佛陀拥有令人喜爱的面容的影响；中国观音菩萨庄严慈祥的形象也源于“犍陀罗式菩萨”的形象。中国塔建筑也起源于贵霜“窣堵坡”，“塔”造字形象的表现出中国塔造型，综合了汉代楼阁和贵霜窣塔坡特点。中国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洞窟寺院与早期印度的洞窟寺院格局不同:洞窟前面有院落、佛堂和塔，这也是贵霜佛教洞窟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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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谋.贵霜帝国及其文化综述.阴山学刊, 2009, (1):247. 从伊朗禁售佛像谈起 今天阅报得悉，伊朗政府为了“阻止文化入侵”，将商店售卖的佛像一律收缴，这真是匪夷所思到令人哑然失笑的地步。不过，该报章同时提到，“古时最落力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正是伊朗地区的住民”，并且引用本地高僧说法和中国历史著作《三国志．魏书》的记载∶“最早将佛经传入中国的，正是生活在东伊朗地区的大月氏人。”另外更不能不提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译经高僧──安世高法师，他本人便是古伊朗人。
大月氏人不是伊朗人
报纸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在引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时，难免挂一漏万，不甚精确。首先“伊朗地区的住民”这种说法就显得有点突兀。“住民”这个说法，是日语而非汉语。台湾社会常使用“原住民”来表述高山族等有别於大陆来台定居的汉族居民，相当於英文Indigenous peoples。这份报章用“住民”来表述古代伊朗东北地区的大月氏人，会让读者难以辨别∶那麽大月氏人到底是不是古代伊朗人呢？
任何对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大月氏人当然不是伊朗人！据中国史籍记载，大月氏人原本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秦朝末年，大月氏部落被匈奴人进攻，被迫西迁，最後在中亚、阿富汗、北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东北部一带落脚，建立著名的贵霜（Kushan）帝国。这个王朝不止对佛教传入中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佛教本身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大月氏人本身到底是类似汉藏民族的黄种人，还是类似突厥民族的白种人，史学界并无定论。但是，大月氏人肯定不是古代伊朗人或者波斯人。客居伊朗的大月氏人，不等於就是伊朗人。“住民”说法，模棱两可。
至於文章所提到，安世高法师“曾参与翻译《无量寿经》”，这里也同样不甚精确。
第一，安世高法师所翻译的基本上以小乘佛教经典为主，其中以《安般守意经》最为著名，而《无量寿经》是大乘佛教净土宗的佛教经书，大小乘佛法在後汉（公元一至二世纪）期间，彼此还是畛域分明的。虽然佛教界一般认为安世高是最早翻译《无量寿经》的人，只不过译本失传了。但是，史学界并不这样认为，在纪录安世高生平的《高僧传》中，没有提过安世高曾经翻译《无量寿经》，《众经目录》这本纪录唐朝之前所译的佛经著作书目，也没提到过。史学界认为，《无量寿经》早期版本是由支娄迦谶翻译的。
第二，“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这两位几乎同时来中国传播翻译佛教经典的高僧，他们的名字正好说明了连古代中国人都严格区分伊朗人和大月氏人。“安”，是指安世高来自“安息国”（Ashkanian），这是古代伊朗的国号；“支”，是指支娄迦谶来自“大月氏国”，又可以汉译为“月支国”。这种以国为姓的译名法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流行。
报纸毕竟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如果茶馀饭後阅读休闲，这倒无伤大雅。但如果像通识科那般把报纸视作重要学习材料，那可就真的要加以批判性思考了。
将军澳香岛中学副校长 邓飞
公元前1 世纪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据记载，公元前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魏略·西戎传》）。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 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符拔（《后汉书·西域传》）。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安息王满屈派使臣来中国，赠送狮子和条支大鸟（安息雀）。公元148 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公元148 年至171 年，他在洛阳翻译佛经，先后译出佛经35 部41 卷。他不但对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且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使节和民间来往更加密切。从南北朝到唐代，伊朗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也先后传入中国。——世界通史－古代卷第九章 安息、萨珊波斯（前期）和贵霜
佛从伊朗来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波斯（伊朗）文学研究工作，发表有多种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译著。《波斯札记》是著名波斯文化学者、翻译家穆宏燕所著的一本有关波斯文化的随笔集，主要讲述了波斯的从古至今的宗教、历史、文学以及中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作者凭借其对波斯文化深入广博的研究和背景知识，广泛结合中西方文化及事件，特别是中国文化中耳熟能详的事物、历史和现象，如美酒、诗歌，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带领读者对波斯丰富珍贵的文化宝库做了一次饶有生趣的概览。波斯札记目录
001 岔道里的胜景
——记波斯语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先生
019 小昭的哀怨
024 迷惘的“卐”
029 《300壮士》与希波战争
036 波斯之城 漫嗟荣辱
042 渡尽劫波 兄弟成仇
047 侵略者为何千古流芳？
053 图兰朵怎么成了中国公主？
058 安息：丝绸之路那一端
063 佛从伊朗来
069 丝绸大战
075 葡萄美酒波斯情
082 “崇洋媚外”炼丹家
088 波斯帝国末代王族亡命丝路
095 造纸印刷西游记
101 失踪的波斯大军找到了？
107 好一朵传奇的茉莉花
114 藏红花的奇异旅程
121 异香
128 水仙三重奏
135 阿姆河畔 几度兴衰
143 纵横琵琶
153 胡乐当路 琴瑟绝音
161 亦喜亦悲话唢呐
169 家住波斯 久作长安旅
——《苏幕遮》的来源与演变
176 舞破尘世 升上重霄
——从旋转胡舞到苏非“萨摩”旋转舞
184 波斯细密画与《我的名字叫红》
231 波斯四行诗与唐绝句之比较及其可能联系
270 再谈波斯四行诗的产生
282 中波古典情诗中的喻托
299 波斯古典诗歌中的诗酒风流
——以海亚姆、莫拉维、哈菲兹为例
324 福露格：改变伊朗离婚法的女诗人
351 飘过帕米尔的云——怀念萨罗希
359 后记
得知琵琶、箜篌来自古代的伊朗或许不算意外，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葡萄、茉莉花、水仙花都从伊朗引进，中国的狮子、唢呐、菠菜等词至今都与波斯语对应。“这是个广阔的天地，要写真是写不完。”穆宏燕说，梳理这个话题，让她非常有兴趣。而其中的很多真相对大部分人日常认知的颠覆，也非同一般。比如《佛从伊朗来》中，写到古代伊朗人通过“丝绸之路”这条“信仰之路”将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贡献——穆宏燕：被西方话语屏蔽的伊朗文化
波斯札记——佛从伊朗来
金人入梦，白马驮经，通常我们会说，这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开端。但我们怎么能忽略丝绸之路上那些东伊朗人的身影呢？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与交融，永远是一个迷人的话题。
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一条重要的精神文明的传播渠道。佛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伊斯兰教皆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因此，丝绸之路在宗教学界也被称为“信仰之路”。这些宗教的东传皆与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伊朗人息息相关，其中佛教的东传与东伊朗人密不可分。
■巴克特利亚，一个由希腊人统治东伊朗人的小王朝，我国史籍称之为“大夏”
东伊朗人指生活在祁连山以西至里海北岸乌拉尔河的广大中亚地区，语言为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塞族人（Sakā），他们建立的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等。其中，中亚南部即帕米尔高原以西到里海东岸、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因长期属于伊朗的势力范围，并且生活于此的民族（早期的帕提亚、巴克特利亚，后来的塔吉克、普什图）在民族和文化上与伊朗不仅同源而且同流，因此该地区被称为东伊朗地区。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大规模进入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的民族开始突厥化，经过若干世纪的漫长演变，中亚地区最终成为突厥民族的大本营，但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这两大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始终未被突厥化。
在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统治时期，东伊朗地区皆隶属于庞大的波斯帝国。后来，它随同整个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处在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05-前164年）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东伊朗地区两大行省巴克特利亚（Bactria，大致区域为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和帕提亚（Parthia，大致区域为今天的伊朗霍拉桑省北部和土库曼斯坦）相继宣布独立。帕提亚首领阿息克建立了伊朗人自己的王朝即安息王朝（公元前247-224年）。位于帕提亚之东的巴克特利亚虽然宣布独立，但统治者仍为希腊人。安息王朝与巴克特利亚之间虽也有多次战争，但因安息王朝的主要用兵目标是收复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并在西部与罗马军队抗衡，因此巴克特利亚这个希腊人统治东伊朗人的小王朝从公元前250年一直存活至公元前50年，我国史籍称之为“大夏”。
■印度孔雀王朝时期，佛教传入巴克特利亚，后大月氏人进入该地区，佛教鼎盛
巴克特利亚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但因统治者为希腊人，因此该地区也建有希腊神庙，宗教信仰较为宽松自由。这时，巴克特利亚的东邻是印度著名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前187年），该王朝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立佛教为国教，佛教因此在印度迅速繁荣昌盛并传入巴克特利亚。大约因佛教教义契合了长期处于希腊异族统治下的巴克特利亚人的心理需求，巴克特利亚人改信佛教者众多。佛教的盛行还波及到希腊统治者，著名国王弥兰陀（Millinda，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皈依佛教，他与高僧那先讨论佛理的语录被编辑成《弥兰陀王问经》（又称《那先比丘经》），成为小乘佛教的经典。
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月氏人在为汉所败而西迁的匈奴人挤压下，南下攻取巴克特利亚，彻底结束了希腊人的统治。大月氏人共分五部，其中一部名为贵霜（Kushan）。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王丘就却（KujulaKadphises）击败其他四部，建立贵霜王朝（50-220年）。贵霜王朝在第三位国王迦腻色伽（约120-144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鼎盛，领土辽阔，包括东伊朗大部分地区和印度西北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帝国。
大月氏人原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进入巴克特利亚后逐渐改信了佛教。迦腻色伽原本也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后皈依佛门，大兴佛教，在他统治时期，贵霜帝国成为佛教的中心，佛教影响达至安息东部地区，并波及安息王室。迦腻色伽还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召开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大结集，对佛教教义进行修订，由此形成大乘佛教。
■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佛像艺术诞生，这正是佛教思想与希腊艺术在巴克特利亚地区的结合
贵霜时期的另一重大佛教事件，是产生了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堪称瑰宝的佛像艺术。在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中，并没有佛陀释迦牟尼的形象，因为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神圣性，不能表现其具体的相貌，一般以象征的手法在纪念佛陀的地方雕刻法轮、菩提树，或佛陀的脚印等。由于贵霜帝国的中心区域巴克特利亚曾长期受希腊人统治，希腊的艺术精神在该地区影响深厚，佛教思想与用人体来表现神的希腊艺术精神在该地区结合，诞生出了影响深远的佛像艺术。由于该艺术在巴克特利亚的犍陀罗一带（Gandha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到阿富汗的喀布尔之间）尤为兴盛，因此这种带有显着希腊艺术风格的佛像艺术又被称为犍陀罗艺术。这其中伊朗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用西方学者马里奥·布塞格里（MarioBussagli）的一句话来概括：“犍陀罗——伊朗文化的灵感。”（《中亚绘画》）日本学者村田靖子也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犍陀罗艺术，“这是因贵霜人的佛教——也可叫作伊朗佛教——改革所导致的结果。”（《佛像的系谱——从犍陀罗到日本》）
犍陀罗地区在贵霜帝国分裂瓦解之后，被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再次纳入伊朗的版图。该地区雕刻佛像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因萨珊王朝大兴琐罗亚斯德教而受到影响，而是一直延续到7世纪后期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进入该地区，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时期的佛像艺术被称为后犍陀罗艺术，其中最著名的佛像是大约雕刻于4-5世纪的两尊巴米扬大佛，东大佛高37米，西大佛高55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立式佛像，玄奘《大唐西域记》言其“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可惜在2001年3月26日被塔利班野蛮炸毁。
■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是生活在东伊朗地区的大月氏人
据中国史籍记载，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正是生活在东伊朗地区的大月氏人：“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魏书》）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和中国人学佛法的最早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
当然，天竺（印度）高僧对佛教传入中国也居功至伟，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梦金人”而派使者前往天竺求佛法，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携佛经随汉使来中国，汉明帝颁旨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
但我们显然也不能忽略伊朗人在佛教东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到东汉末年，来汉地传佛法的东伊朗人更多，翻阅慧皎的《高僧传》，所记该时期外来传法的高僧多数是大月氏人、康居人、吐火罗（即巴克特利亚）人和安息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安清）。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为“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在东汉桓帝（147-167在位）之初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宣译众经，改梵为汉”，乃汉译佛经创始人，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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