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为百姓的着想的独裁皇帝——朱元璋菩萨
核心提示:号召老百姓造官吏们的反，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朱元璋不是唯一的一个，但绝对是第一个。
朱元璋考虑得很周到。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弹，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百姓们去京城。所以他又宣布:凡是进京上访的人，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治以死罪！他还说:百姓们捉拿吏员，官员如果敢阻止，我就诛灭他全家。
大明朝第一农民陈寿六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就成了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到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但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且“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三个人，把顾英绑起来，手持最高领袖朱元璋编写的《大诰》，来到北京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大略相当于今天几千块人民币，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最高领袖将此事通报全国并予以表彰。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于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对其“族诛”，杀他全家！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受到我的表彰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不过，陈寿六若有什么过失，你们这些地方官员是没有权力作出决断的，必须将他宣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文件的末尾，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这个陈寿六可真是太伟大了！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对朱元璋负责、只接受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陈寿六之所以敢于把官员捆绑起来到京城告御状，关键在于他手上拿着的《大诰》。
洪武十八年，最高领袖朱元璋颁布亲自编写的《大诰》，要求全国人民必须做到人手一册。在《大诰》里，最高领袖这样号召他的百姓们:省府州县各级官员，如果胆敢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准许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联合附近的乡民，一起到京城来告御状，我将给予惩处；同样，各级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也准许百姓们来京向我汇报，我将给予奖励。朱元璋随后又补充道:如果好官被坏人诬陷，百姓们有权力直接向皇帝提出申辩。
不过，这一号召在澄清吏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似乎相当有限，所以，朱元璋的政策在洪武十九年又出现了大幅度的激进，他破天荒地宣布:在大明帝国内部，任何人都可以冲进衙门，把他们认为不称职、不满意的官吏抓起来。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断案徇私舞弊，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把这些官吏们抓起来扭送到京城；同样，如果有人强买强卖、收税此多彼少、受贿放纵罪犯而栽赃良民的，都允许百姓们直接把他们抓起来。朱元璋还说:这些害民的官吏们如果逃回了老家，邻居、亲戚们知道了，也有义务立刻将其捕获。
号召老百姓造官吏们的反，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朱元璋不是唯一的一个，但绝对是第一个。
朱元璋考虑得很周到。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弹，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百姓们去京城。所以他又宣布:凡是进京上访的人，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治以死罪！他还说:百姓们捉拿吏员，官员如果敢阻止，我就诛灭他全家。
说得到，还要做得到。洪武十九年，嘉定县农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诰》，到京城状告本县民兵首领杨凤春祸害百姓。路过淳化镇的时候，遭到当地巡检官何添观的刁难，当地的民兵马德旺则向他们索要钱财。皇帝获悉此事，下令将马德旺枭首示众，砍掉何添观的腿，还说:“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今后还有谁敢这么干，他们的下场就是榜样！
依法才是好百姓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许多日常细节里，朱元璋都为他的农民考虑得相当周到。《大诰续编三》里，朱元璋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地对各级官吏们说:“各司府州县，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农民，官吏不许下乡扰民，只允许拿差牌到农民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农民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我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实是你们在虐待我的农民。”
基于这种“感情”，在朱元璋看来，不想做大明朝的农民的，也绝对不是大明朝的良民。
皇帝在“红宝书”里给全国人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县的几个不愿务农的百姓，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可能是想合作干点别的什么营生，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族诛各家的成年男丁，妇女小孩则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想做农民的，不是好百姓；不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不按标准做农民的，也不是好百姓。镇江当地有个大贪官韦栋，伙同当地的一些小贪官和社会游民，祸害镇江地方已有多年。镇江的百姓没有按照“红宝书”指示的精神，去捉拿贪官韦栋，反而听任他在镇江无法无天，直到这个贪官被朱元璋亲自发现。朱元璋在诏书里说:这些百姓不执行我的指示，没有把韦栋抓起来送往京城，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处罚，罚款之外，还要把他们赶去搬石头砌城。皇帝语重心长地劝诫其他百姓:“他们有的家产被我罚得精光，直至家破人亡；没去搬石头的就被我处死。百姓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与其这样获罪，何不依照我《大诰》里的指示，把恶吏抓起来送到京城来呢？既可以受到奖赏，还可以在本地获得一个良民的美名。你们只要依朕的话去做，太平世界马上就会到来了。”（《大诰续编》）
狡诈豪民
和陈寿六这样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过了头，打着“朱元璋的农民”的旗帜，最后却被朱元璋砍了头的农民，在数量上要多出许多。
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亲口对帝国所有百姓讲述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却被金方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被勒索了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继续诬陷潘俊二是祸害百姓的豪强，大摇大摆地将其绑到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豪民”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不知道怎么着，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给识破了（这可能跟朱元璋早年的磨砺有关，在这些方面他经验比较丰富），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也是在《大诰三编》里，来自嘉定县的另一个案例要更加意味深长一些。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害怕事情终究会败露，最后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劫。曹贵五得到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个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三人。沈显二提出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把他绑起来，决定把他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事情还没完。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设计逃跑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顾匡给绑了起来。
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回答说:“顾匡本来是我们最早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随后也追了上来，我等遂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而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绑了来。”
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干脆全部枭首示众。
顽民难治
朱元璋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境地。在《大诰续编三》里，他终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百姓真是太奸诈顽固、难以治理了！（“民有奸顽难治者如此！”）
他说:“过去那些地方基层官吏，动不动就借口公事，下乡扰民索贿，老百姓被他们残害至极，却惧于官威，没地方申诉，也不敢申诉。为官者理应为百姓服务，有冤伸冤，有枉理枉，如今那些不法官吏，却大肆虐害我的良民。所以前面编写的两本《大诰》，严禁官吏们下乡，也不准司法部门派人下乡直接抓人，有公务需要老百姓配合的，只准发放差牌去召唤；三发差牌，还没有来，才准许派人去捉拿。”
可是结果呢？
他太失望了:“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司法部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做‘害民豪强’押解到了京城。”
文件里，皇帝苦口婆心地对百姓们说:“百姓们，我站在你们那边，但你们也要懂得自爱。今后凡是我的良民，只要接到差牌，不要问究竟是什么事情，只需要赶紧前往衙门。如果到了衙门，发现是官吏们故意刁难、残害你们，那时候再到京城上访，我必然给你们一个公道。唉，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呜呼！是其难治也。”——唉，治理天下可真是太难了！
朱元璋的平民情结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毛佩琦
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最终成为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生遭遇，造成了朱元璋执政的两大特色，一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一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愤怒。
朱元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平民出身，平民情结处处体现在他的处事与执政中。明朝建国之初，面对长期动乱之后的百姓，朱元璋推行“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有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他要求官员们“约己而利人”，并率先垂范；他疾恨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朱元璋的治理下，一时官员们“洁己爱民”，使元末以来吏治混乱的局面大为澄清。
推行教化 和谐乡里
朱元璋在北伐元朝的檄文中说要“陈纲立纪”，就是要建立制度和恢复秩序。制度和秩序建设，不仅在于官僚队伍，也在于民间乡里。就民间而言，就是推行礼仪教化。
怎么推行礼仪教化呢？历史记载说朱元璋即位后“首重农桑、学校”。把学校教育作为建立礼仪和推行教化的一项重大国策，一开国就提出来了。明朝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有国学，或称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各级地方也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没有例外。学校不仅要学习官定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法律，学习《大明律》。《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律，经过多年修订，到洪武三十年才最后定稿。如果说，学校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官僚队伍的建设的话，那么，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和法律教育，就主要在民间基层进行。
朱元璋编过不少书，有一部书叫《大诰》，是违法乱纪的案例汇编，还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用以教育官员和百姓。朱元璋将这些书发到全国各地，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都要学。学校要用来考学生，乡里要安排教师在学塾中讲授。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法律讲读《大诰》的热潮：“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朱元璋对他们一律给予奖励：“并赐钞遣还。”同时规定，官府在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
朱元璋用这种方法鼓励大家学法、知法，从而避免犯法。他说，我公布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对你们的爱护，不是拿它来限制你们，而是“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的，就可以不犯法，就可以保护自己。由于普遍学习了《大诰》，人们不再轻易犯法，所以，后来《大诰》所载各项严峻的法令都未曾轻易使用。因为家有《大诰》可以罪减一等，学习法律就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后来审案，也就不问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有《大诰》，一律按家有《大诰》减罪。
朱元璋推行教化的一些做法，同样体现出他的平民情结。
为了把教化推行到乡里，他立了一个“教民榜文”，即教育百姓的榜文，通过普遍张贴、宣传，让百姓普遍知道“教民榜文”的内容，“劝其为善，毋犯刑宪”。“教民榜文”共有六句话：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张贴以外，朱元璋还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残疾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或者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木铎，边呼喊“教民榜文”。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6次。如本里之内没有老年或残疾盲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适当人员。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根据人数多少，给巡行呼喊的人提供粮食、生活费用。
为了推行教化，朱元璋还在民间恢复了一种古老的礼仪——乡饮酒礼。通过乡饮酒礼，朱元璋把道德教化深入到社会最基层。朱元璋了解民情，他知道百姓的事怎样做才有效，切实可行，没有花架子。
动员百姓 监督官吏
朱元璋为各级官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能，扭转元朝末年官场的混乱风气，亲手编订了《诸司职掌》、《责任条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和禁令。他深知官僚队伍的治理之难，给官员立了许多规矩。明朝建立之初，他就不断派大臣到各地方考察吏治。到洪武末年，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考核制度。
虽然，明朝的考核制度十分严密，但对不法官吏的约束还是不能完全奏效。朱元璋在基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坏老百姓最清楚，因此，他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吏。最高统治者和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吏，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相信朱元璋。朱元璋把可以覆舟的洪水，疏导成保证他平稳行舟的江河，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声称爱民，就要求官吏不得害民，要做到这点，就是要以老百姓的是非为是非。他的逻辑很简单：大多数老百姓说好的就是好，大多数老百姓说坏的就是坏。他希望百姓帮助他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鼓励百姓进京上告。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大诰》中下令说：“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赴京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他下令给各地关津、隘口，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地方官贪廉情况的，即使没有文引（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阻挡者以“邀截实封”处罪，就是要以扣押给皇帝的奏章治罪。朱元璋不相信官员的汇报，而相信老百姓的上告，而且上告人越多越相信。
朱元璋也不是一味地要处罚人，如果大家能证明某某官员好，他也会予以奖擢。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处罚关入监狱。当地耆民认为不公，就结队到京城反映情况，他们开列知县高斗南等人的善政，报告给朱元璋，要求撤消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朱元璋听取了耆民们的报告，不仅撤消了对高斗南等人的处罚，而且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嘉奖，赐给袭衣、宝钞，又将他们派回原地任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后来，高斗南的政绩还被收入表彰天下廉吏的《彰善榜》、《圣政记》中。还有一次，永州知府余彦成，因为向百姓征税误期，将被逮捕处置，当地父老不同意，到京城向朱元璋请求将余彦成留任。朱元璋得知余彦成是因为爱护百姓、同情百姓，而没有逼迫百姓强制征税，才造成了征税误期，于是赐宴余彦成，以示嘉奖，让他复职还任，上告的父老们也一起得到宴请。朱元璋宁可国税不完，也不愿催逼百姓；余彦成等宁可冒遭到处罚的危险，也不催逼百姓，这可以说这是当时上下一致的风气，在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朱元璋对地方官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爱民。
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百姓冷暖的关心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官员擅自下乡，将下乡扰民的官员，逮捕处斩。因为他知道官员们下乡往往会借机盘剥敛财，即使廉洁清正的官员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等负担。又比如，对于遭遇灾荒的百姓，朱元璋要求及时赈济救助，如果灾民没能及时得到赈济，朱元璋会为之长时间感到歉疚。《大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
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致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
从这件事中同样不难看出，朱元璋发自内心的平民情结。
朱元璋宁愿得罪天下贪官也不得罪百姓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盖自三代以来，战国至于刘项，是一劫；三国至于五胡，是一劫；中唐至于黄巢、石晋，是一劫；女直至于蒙古，是一大劫：中国之人，无复孑遗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谓之劈开混沌，别立乾坤，当与盘古等，而不当与商、周、汉、唐并论也。二百四十年来，休息生养，民不知兵，生齿繁盛，盖亦从古所无之事”明人邱浚在《世史正纲》中说：“洪武元年，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圣人之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无统也，虽五胡乱华，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尽夷狄之归，如元朝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释，天地于是易位，日月于是晦暝，阴浊用事，迟迟至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十室而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
我的看法与此相似，朱元璋缔造明朝，重新恢复中华文明的功绩，无论怎么高度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与此对比看看本来同样高度发达辉煌的阿拉伯文明被蒙古践踏蹂躏后的结果就知道了。虽然后来又经历满清浩劫，但明朝三百年所凝聚的文化力量，思想资源，已经给中国文明之进步发展提供了更坚实更有韧性的骨架，中国文化终究还是有希望恢复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强大性，为世界文化真正意义上多元化的均衡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可能，若无明代近三百年文化的积淀，这样的希望要比现在渺茫得多。
历史上的朱元璋究竟是什么样人？
在他身上似乎存在诸多矛盾！
说朱元璋喜好杀戮？确实，从明开国，他就大开杀戒，功臣勋贵以及家属，被杀了数万，全国上下各级别的官吏因为指控贪污，或者有贪污嫌疑，又被杀了数万。
但是从另一方面，朱元璋大概是所有元末群雄中最强调不得杀降，不得滥杀平民的一位。仅仅《明史》的本纪与列传中就能找到许多记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御戟门誓师曰：‘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
北伐时也再三强调“:‘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
元末各地的破坏很大，朱元璋活动的南方恰恰是受破坏最小的，人口，经济的损失受战火影响最小，而元军活动的北方则人民被屠杀得所剩无几，经济破坏极大。
和朱元璋相比，许多滥杀平民，放纵功臣勋贵残害平民的皇帝似乎更当得起嗜杀的评价
还有朱元璋喜好酷刑峻法么？确实，在他当政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网严密，酷刑迭用，官员动辄得咎，饱受酷刑，乃至砍头剥皮。
矛盾的是他又明令禁止以后的皇帝效仿他的做法，在洪武二十八年五月下令说“联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后来明代官员有提议用黥刺之刑，看到这条，还吓出一身冷汗。见成化年间陆容《菽园杂记》中的这一条：
“尝记初登第后，闻数同年谈论都御史李公侃禁约娼妇事，或问：‘何以使之改业不犯？’同年李钊云：‘必黥刺其面，使无可欲，则自不为此也。’众皆称善，予亦窃识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训》观之，《首章》有云：‘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为之毛骨竦然。此议事以制，圣人不能不为学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也。”
不仅如此，他亲自培养，一手带大的继承者，都是仁慈宽厚。一个人如此，还可以说是偶然，两个都是如此，那不能用偶然来解释了。太子朱标死后，如果想要从众多儿子中选择一个才能出众，性格刚毅，与他类似的人，重新立为太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他却宁愿重新按照他心目中的理想去培养皇太孙，而这皇太孙依旧和他父亲一样是温厚仁慈，这似乎也令人难解。
再有朱元璋是否心胸狭隘，连别人不愿意当官都不能允许么？电视剧剧里就有刘伯温千方百计想退隐，结果还是被朱元璋逼回京城做官的情节。而历史上，也确实有许多人宁愿自残身体，也不愿应选做官，因为在朱元璋时代做官的危险太大了，结果还是受到严惩。
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明史》陈遇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授供奉司丞，辞”“除中书左丞，又辞。”“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复辞。”“除太常少卿，固辞。强之，不可。”“最后除礼部尚书，又固辞。帝沉吟良久，从之。自是不复强以官。帝尝从容言欲官其子，遇曰：‘臣三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日。’帝亦弗强也。”
“遇自开基之始，即侍帷幄。帝尝问保国安民至计，遇对：‘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廷臣或有过被谴责，遇力为解，多得全释。其计画多秘不传，而宠礼之隆，勋戚大臣无与比者。数监幸其第，语必称‘先生’，或呼为‘君子’。命爵辄辞，终成其高。十七年卒，赐葬钟山。”
孟森对此评论说“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以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
也就是对真正能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人品真正高洁，不贪权势，不想做官的人，朱元璋还是非常尊重的，并不会把自己意志强加给他。
除了以上所说的矛盾表现外，还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也值得深思。众所公认，朱元璋统治时期，是高压专制，是极端严厉的独裁统治。按照常理，在这种极端严厉高压的统治之下，被选拔出来的官员应该都是唯唯诺诺，毫无自己意志，在暴力淫威下轻易屈服的软骨头；都是善于逢迎趋合，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钻营投机者，都是奴才才对。
但实际情况却恰恰截然相反，朱元璋给建文帝留的是一个充满硬骨头的官员群体，这里面许多人都可以说是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在权势与暴力面前屈服改变自己意志的好汉！仅仅在明史中列出姓名的就有这么一大串：
方孝孺，景清，连楹，卓敬，练子宁，铁铉，暴昭，陈性善，王彬，宋忠，崇刚，陈迪，黄魁，颜伯玮，王省，胡闰，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齐泰，黄子澄 ，王艮（高逊志） 廖升（魏冕 邹瑾 龚泰） 周是修 程本立 黄观 王叔英（林英） 黄钺（曾凤韶） 王良 陈思贤（龙溪六生 台温二樵） 程通，黄希范 叶惠仲 黄彦清 蔡运 石允常 韩郁 高贤宁 王璡 周缙 牛景先，程济等……
不能把这些人的行为简单目为忠君观念，他们更本质上说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信念，无论暴力淫威残酷到什么程度，也决不屈服。这正是独立个性，自由意志的体现。
仅仅是叔侄一家人之间争夺皇位，官员中就能涌现出这么多坚贞刚烈的人物，也确实让人有叹为观止之感。朱元璋给建文留下的这个官员群体中刚介梗直，正直高尚，才能出众者比例之高是今天的人也难以想象的。（建文之所以被赶下台，不是朱元璋给他留下的人才还不够好，实在是他自己太心慈手软了，如果不是他自己下令军队和燕军作战的时候不许伤害朱棣，朱棣早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永乐到宣德时期的那些辅政文官黄淮，胡广、金幼孜，以及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虽然被誉为一代名臣，但实际上已经是朱元璋时代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才中的二流乃至三流人物了。
怎么来理解这些以上说的这些矛盾现象呢？
关键还是怎么来理解朱元璋这个人！朱元璋是从最底层的百姓一步步走上上来的，底层百姓的痛苦，他亲自经历过；底层百姓饱受地主官员压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痛苦，他多次目睹过。在他心里深处，是刻下过难以磨灭的烙印的。
朱元璋自己在《大诰武臣序》就针对底层士兵的痛苦说过这么段话：“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了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在他看来，那些上层社会的人，那些地主，官员，文人遭受渲染的所谓痛苦和他经历过、看到过的底层百姓和士兵的痛苦比起来，从数量上和程度上不过如儿戏而已。从最朴素的情感来说他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作为来改善最底层百姓的痛苦处境的，也绝不能容忍自己建立的政权再施加给普通百姓以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是一个为当皇帝而当皇帝的人，更不是因为一时得失或一时毁誉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的人。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触动这个底线，什么都好说，但一触动底线，他就决不手软。他宁可矫枉过正，也绝不宽纵姑息。
正因为此，他在打仗的时候，可以三令五申，不许军队杀降，不许军队杀戮平民抢掠妇女。而一旦打下了天下，他又三令五申功臣勋贵不得仗势欺凌百姓，侵夺普通百姓利益。
他诛杀大量所谓功臣，主要还并不是担心这些功臣威胁皇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如果不采用严厉手段，这些功臣权贵侵夺民财，鱼肉普通百姓的行为根本无法真正得到遏止。
从一开始来看，朱元璋其实是愿意和这些当年立下赫赫战功的部属，共享太平，一起善终的。开国以后，他实际上和许多功臣都建立姻亲关系的。比如徐达的三个女儿，一个是燕；王妃，也即后来明成祖的皇后，一个是代王妃，一个是安王妃；常遇春的女儿是太子妃；汤和的女儿是鲁王妃；冯胜的女儿是周王妃；傅有德儿子是驸马，尚寿春公主，女儿则是晋世子济熺妃；邓愈的女儿是秦王次妃。
很如果仅出于维护皇位的考虑，朱元璋用姻亲关系笼络住功臣就足够了，他一开始并没有要杀功臣的意思。真正让他起杀心的，还有其他因素。
明史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以公主故，录其孙彦名为金吾卫千户。”
让朱元璋不悦的是傅有德请怀远田千亩，值得注意的是武将功臣请求赏赐田地，这在其他皇帝那里，不但不会不悦，反而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其贪恋财产，没有更大野心，不会对权力构成威胁。《史记》里就有这么一则记载“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赵匡胤的所谓杯酒释兵权也是用大量田地财产为筹码换取这些将领的主动退休，而田地财产当然不可能是凭空而来，自然是侵夺于普通老百姓了。
但在朱元璋这里，这种行为就成了自己找死，在朱元璋看来，他宁可忍受造反，也不会忍受这些权贵鱼肉欺凌百姓的行为。
胡惟庸，蓝玉二人之所以被朱元璋办成两件株连甚广的大案，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两人骄纵放肆，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让朱元璋对他们非常不满意，而朱元璋对他们的不满意，又反过来刺激了他们造反的欲望。
比如胡惟庸的情况是“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
“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而蓝玉是“太祖遇之厚。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佔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蓝玉也因为朱元璋对他的谴责制约，而心生不满，这才起了谋反之念
而朱元璋顺水推舟先后利用这两个人的谋反，大事株连，把很大一批盘踞在百姓之上作威作福，普通官员难以制约，一般法律对他们无效的所谓功臣权贵及其家族来了一次大扫荡。
单纯从维护皇权的角度来说，他其实根本不必要把事情做的这么绝，这么得罪人，这么招骂，但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角度来说，他这么做却有必然性。
吴晗的《朱元璋传》虽然对朱元璋攻击很厉害，他一边大骂朱元璋杀功臣，另一边也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
朱元璋“命令工部制造铁榜，铸了申诫公侯的条令：
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
凡功巨之家管庄人等，倚势在乡欺殴人民；
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他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
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宫，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
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革畜者;
凡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檬晚投献物业。
逐项规定了处罚和处刑的法律。其中公侯家人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影蔽差徭都处斩罪。”
那些知趣识相，奉法自律的功臣还是能够得到善终的，比如汤和，按照《明史》记载“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
按照那些成天猜忌防范旁人威胁皇位的皇帝心理，把赏赐“分遗乡曲”，分送给乡人百姓，还有“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这些不都是笼络收买人心，说明其志不小的证据么？应该更加猜忌，让其不得善忠才对。
而到了朱元璋这里，却完全是相反的，你不贪图享受，能把皇帝赏赐的财富，分给乡人百姓，能不依仗权势欺凌普通百姓，能平易近人，这才说明你不忘本，不会做违法害民的事情，才能让他满意高兴，他不但不会杀你。还会真心尊重你，给你更好的待遇。“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罹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
再如吴晗的《朱元璋》传中说“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归还庄田和佃户，洪武二十三年崇山侯李新建议:‘公侯家人和仪从户都有规定数目，超过的应该归还朝廷。’元璋正对这批贵族地主多占田地佃户极为不满，听了很高兴。下令叫把超过规定的人户都发凤阳为民。还叫礼部编一部稽制录，严禁公侯奢侈逾越。二十六年李景隆交还庄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荡二百余顷。郭英交还佃户，依法纳税。这两人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彻底消除功臣权贵依仗功劳势力欺凌侵害百姓利益的可能，防止一大批法律无法制约，普通官员无法抗衡的特权阶层的出现，才是朱元璋杀戮大批功臣的动机。至于说朱元璋是因为猜忌怕别人夺位子才杀功臣，那只是小人之心度之而已。
朱元璋对待所谓功臣是如此，对官员极尽严厉苛酷之能事也同样是如此。而这样做的目的同样不是所谓的为了维护皇权，或者是生性残酷，心胸狭隘，猜忌之类的理由。甚至可以说，朱元璋这么做，真只考虑皇帝自己本人的私利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过去写过一段话，对此进行了分析。
这里引用一下：
“毛佩琦很形象的描绘过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官员们惴惴不安，经常是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要跟家里头妻子道别，说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侥幸晚上回到家里，见了妻子的面儿说，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须知支撑皇帝的权力基础就是这些官僚阶层，权贵阶层，触犯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就等于自己抽掉了自己统治的根基，没有哪一个皇帝会傻到这个地步。但惟独朱元璋是个异数，他敢于得罪全天下的官吏和权贵，强悍到这个地步，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要说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功臣权贵官僚不想造反，才是见鬼了，换了我是那些权贵官僚，我也铁定造反。
“所以我说，换了任何一个别的皇帝，实行这样的政策，铁定要失败，铁定要被推翻，铁定要完蛋。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当皇帝，那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对别的皇帝来说，只要臣僚不造反，别的事情都好商量，贪污就贪污一点，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生活奢侈就奢侈一点吧，不但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臣僚没有政治的野心，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大家舒服，大家快活，何乐不为？”
“朱元璋不是那种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的人，只要能当上皇帝，其他都可以商量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理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宁愿得罪天下所有的官僚，就算所有的官僚都起来造他的反，他也在所不惜。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一点能够从胡大海在外边领兵打仗的时候，朱元璋就杀掉他犯法的儿子，并说出‘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的话得到证明，从理智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任何别人如果效仿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自取灭亡。”
“我常常觉得朱元璋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没有失败，没有完蛋，实在不得不归功于他那超级强悍的个人能力，他等于在建立明朝以后又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和所有的官员权贵地主阶层为敌，进行了利益的再分配。”
看了上面的分析之后，可以这么说，有些人的成功是可以模仿的，而有些人的成功是不能被模仿的，他的成功只是因为他的独一无二，而朱元璋正是如此！也正因为此，朱元璋在中国历代所有皇帝中，也是一个异数，无论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在能力与心胸境界上都无法和他比肩。
正因为他是无法被模仿，正因为他的做法本身是把皇帝放在火山口上烤，所以他自己采用严刑峻法整治官吏，但却同时严厉禁止他的后代模仿他的做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正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做法只有他自己这样超级强悍的个人能力才可以应付，所以他一心一意培养的继承者是宽厚仁慈。性情温和的人，他要让自己的继承者和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宁愿让自己得民心失官心，失文人心，而让自己继承者既得民心也得官心，得文人心。让自己的继承者当上皇帝以后，能得到官员群体衷心的爱戴拥护。而且从他内心最深处，他也确实喜欢，甚至偏爱宽厚仁慈，性情温和的人。
如果朱元璋是一个真正暴虐，或者某些人所谓心理变态的人，那他接连一手带大的两个继承者怎么可能都是品格端方，性格宽厚仁慈的人？一个真正残暴病态的人能接连培养出这样的儿子和这样的孙子吗？就算培养出来了，会愿意让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孙子当自己的接班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千古一帝！
而且之所以在朱元璋的时代，培养成长出来的人才群体，无论品格还是才能之高，都超出寻常情况下的数倍，刚介正直者的比例之高，在历朝历代中也少见，也是因为朱元璋时代在大节上给正人君子，刚正不屈者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对卑怯奴性的人来说，则窒息难行。
朱元璋时代对当官的人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时代（而在历史的大部分其他时候，总是当官相对更舒服一些，百姓受到的恐怖更多一些），如果实心办事，刚正不屈，能得到善终的机会还多一些；如果耍滑头，卑躬屈膝，靠奉承迎合，那就百分之百不得善终了。
在朱元璋统治下，真正想读书应举，想当官的人，不会是那些钻营投机，想发财享受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有自己理想有自己信念，想为国家百姓做事情的人。对前者说，还是宁愿当商人，甚至当普通农民相对风险更小一些，更划算一些，想要依靠奉承迎合来取悦朱元璋难度实在太大了，而且好处半点没有，朱元璋既不会赏赐你大量财富让你挥霍享受，也不可能给你更大权力来**跋扈，当官的成本高的可怕，利润一分都无，傻瓜才会去当官。只有后者，只有那些明知道有危险，明知道要受痛苦，仍然不动摇不妥协的人，才愿意在朱元璋统治下读书应举做官。因为他们知道，就算随时有杀头的危险，但朱元璋也确实会提供给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而且他们这种类型的人也才能真正扬眉吐气，不会因为极端的清廉正直，严守原则，而被世人当成怪物来看待，不会因恪受信念，饱受非议和嘲笑。
而事实上呈现的结果也正是如此，朱元璋统治的时代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中外历史上，社会风气最为淳朴方正，官员最为清正廉洁的时代。朱元璋时代说是查出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件，但实际上按照后代的标准来看，许多事情都是后世司空见惯，被当成天经地义，根本不会被当成一回事，根本就不会被当成腐败贪污，或者坏法渎职。
许多人说朱元璋的严刑并没有真正遏止贪污腐败的风气，这是可以当笑话来看的。实际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种政策，能比朱元璋的政策更有效的使官员清廉正直，而且保持的效力更长久。把整个明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官员清廉比例最高的朝代也不过分。
孟森说“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明史》循吏传120人，宣德以前60年在百人以上，以20%的时间占了人数比例的 80%以上。而且“治有善状，秩满九年，升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余年，其联一任至十八年，联两任至二十七年者尤多”
这里所谓“循吏”虽然名称普通，但实际上都是用最严厉最苛刻的标准选出来清正已极的地方官员，是已经接近某种极限了。明朝中晚期能够恪尽职守的清廉方正的地方官员依旧很多，就算一个皇帝时期下找出一百人来也并不困难，但实在和朱元璋时代那些达到了极限程度的清正官员相比还是逊色，所以相对选的才少。如果标准放宽一些，那恐怕只要是朱元璋时代当官的，都可以入选了。
许多其他朝代的所谓清官好官，到明朝，恐怕前一千名都排不进去，更不用说进循吏传了。
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残暴病态的怪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理想，并且能够以自己超人的意志和能力，将其贯彻落实一个人。
他也有正常人的感情，他也有健全的心理，甚至比一般人更健全。当然他也会有自私的一面，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自私的一面。但相对来说，他已经能比大部分的普通人更能克制自己了。
他始终没有忘本，始终没有摆脱底层劳动者的淳朴是非观和道德感。他重视亲情，重视父子之情，所以有人非议分封的时候，他似乎表现出非理性的过度愤怒；而太子死的时候会如此伤心，以至接着立太子的儿子为皇太孙（虽然从完全理智的角度上说，他还真是应该从儿子里再挑一位做太子，当然按他的喜好，肯定不会选朱棣）。重视夫妻之情，所以马皇后死的时候，他会那么伤心，以后不再立皇后，我相信，如果他象普通人一样只能有一个老婆的话，他绝对还是会选马皇后，而不会选其他更漂亮的女人做老婆的；重视兄弟之情，所以能把自己兄长的后代封王，即便侄子犯法受诛，他也会继续培养其后嗣接替其位置；他也念故旧之情，所以对不愿当官的陈遇始终如此尊重，“语必称‘先生’，或呼为‘君子’”，而不以皇位压人，所以晚年还召汤和进宫叙旧“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否则他和大多数普通人也就没有区别了，那就是他拥有超人的才能，超人的意志，以及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精神
朱元璋过人军事才能，统帅才能是不消说的，否则他也当不上皇帝，更让人惊异赞叹的是他在文化学习上的天才。出身贫苦，小时候自然是没有什么教育，而到起兵之后，与读书人不断接触，他自己也不断刻苦学习，文化水平的进步可以说突飞猛进，到当上皇帝以后，他的文化修养，阅读书籍的渊博程度，包括写文章的能力，都已经远在普通读书人之上。
关于写文章，史料记载说他“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仰瞻挥洒之际，思若渊泉，顷刻之间，烟云盈纸，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据说“文臣们不敢轻易改他的文章”，除了畏惧因素外，也和朱元璋的文章本身也确实写得很好得有关。保留至今得大明皇陵碑上的碑文就是朱元璋亲自写的，文采非常出众，叙事真切感人，抒情动人心魄，就是作为文学名篇，也毫无愧色。而且朱元璋能写诗，能作赋，能写骈体文，都写得不错，有独到魅力，这是对朱元璋有偏见的吴晗都不得不承认的。
朱元璋读书，不仅深入，如《汉书》，《宋史》，《春秋左传》《洪范九畴》都是边读边联系实际讨论，还能注意不同书传中的异同之处，“读《蔡氏书传》时，发现所说象纬运行和朱子书传不同，特地征召儒生订正”；而且还广而杂。当时解缙就公然上疏批评朱元璋读书太杂“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有记载说朱元璋还学习过天文推步测算，而且造诣颇深，“1358年（至正十八年）南下皖浙，在兰溪获精通天文的月庭和尚，在金华，朱元璋专门为他建造观星楼，并亲自登楼学习天文观测。……朱元璋学习天文星占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据，他‘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达旦不寐者。盖上兼善推测，于天心无不洞然也’”（《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
象朱元璋这样的人真可以算是文武双全了，和曹操不一样的是，他的文化都是在20多岁成年以后才学来的，小时侯后并无多少基础，这只能说他确实是天才式的人物，天资过人，聪明异常。
向无上多闻致敬 知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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